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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经:古人世界的折射镜

赵青山2019年12月18日08:43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敦煌写经:古人世界的折射镜

  【项目成果】

  1900年,敦煌藏经洞无意被开启,敦煌学也随之兴起。敦煌藏经洞所出文书,学界一般称为“敦煌文书”或“敦煌遗书”。在敦煌文书中,九成左右的文书属于佛教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可观。这些丰富的材料记载了敦煌地区轰轰烈烈的抄经历史。

  抄经活动在古代中国盛行的历史和思想背景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但是为何抄经活动能够在千里之外的古代中国社会经久不坠,这是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口耳相传是古印度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而文字书写的意识较为薄弱。佛教诞生后,佛法“皆口口相传”,不立文字。此种传法手段导致佛经大量流失,教团内部也因记诵差异而出现分歧,并加速了教团分裂。与此相反,我国古人却有“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的认识。因此,当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信众积极传译书写。此外,古代中国文字的统一和纸张的使用又是印度社会难以比拟的。古印度小邦林立,语言各异,佛经不易广泛流传,而古印度书写所使用的贝叶也不利于广泛使用。因此,我国古代社会拥有抄经活动轰轰烈烈展开的思想认识和物质基础。而真正刺激民众抄经活动的是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和“功德回向”思想。在佛教的宣扬下,民众逐渐接受抄写佛经是一种善事的观点,认为抄经行为是“胜因”“功德”“善根”“福”“善果”“胜业”“福善”“福田”。而末法思想是民众热衷抄写佛经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最迟到北凉时期,已有人相信中国进入末法时期。末法时期,经像俱毁。笼罩在末法恐惧下的民众积极书写佛经,“存经以备法灭”,著名的房山石经便是在此种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对于敦煌地区的抄经活动,必须站在历史大坐标轴中,以更宽阔的视野加以审视,才能辨别敦煌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异同,考察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同时,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须综合应用宗教学和历史学方法多方面考察,以便从有限的材料中获得更为饱满的信息。

  官府和寺院的抄经活动

  敦煌写经中,一部分经文是由官府和寺院组织抄写的。寺院和官府组建的写经道场是如何运行的?史书阙载,无从得知。幸运的是,敦煌文献中保存有抄经道场遗留下来的《抄经历》《配纸历》《勘误历》《抄经名册》等各种原始记录。这些史家眼中的“边角料”,成为今人了解古代道场抄经运行模式的宝贵资料,也为我们清除一块史学盲区提供了可能。

  敦煌抄经道场的抄经生和校对者一部分由寺院僧人充当,一部分由世俗社会中的衙牙担任,在吐蕃时期部落百姓也成为抄经大军中的重要力量。出于虔诚和阅读的方便,楷书是道场规定使用的字体,抄经者在抄经之前要熟读经文,熟练掌握生僻字的写法。古代物质匮乏,为确保纸张不被抄经者偷盗和浪费,道场制定了严格的纸张使用制度。抄经生所用纸张是道场按照《经录》一次性发放的,如果抄经生抄写有误,需要以废换新,并登记在案。所抄写的佛经,一般经过两至三次校对,才可以入藏。吐蕃时期多则达到九次,这与当时抄写者水平不高有很大关系。如果校对者发现抄写有误,抄经者必须重新书写。校对出的错误和书写的错误,均记录在役工册中,是校对者和书写者日后取得报酬的重要依据。抄经道场有严格的抄经制式:“散说一十七字为行;偈颂二等:四、五言则四句为行,七言偈则二句为行。”抄经制式的执行为检校佛经提供了方便。抄写合格的经文才可以归入寺院经藏,并由经藏“所由”(即经藏的管理者)负责经文的日常护理和借阅。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批武后为其父母祈福而抄写的《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在佛经尾部有抄经列位信息,记载了抄经时间、抄经生及抄经生所属机构、校阅人及校阅人所属寺院、抄经使和抄经判官、装潢人。武后发愿抄写的经文,由左春坊、秘书省、弘文馆、门下省楷书手担任,所抄佛经经过“三次校对”“四次审阅”,其中校阅者由当时长安、太原等地的高僧大德担任。抄经使和抄经判官,负责抄经质量和抄经物资所需。武后抄经所留存的实物,是今人打开古代皇室抄经历史的一把钥匙。

  信众的抄经活动

  与寺院和官府大规模的抄经活动不同,民众一般抄写小部头的佛经,抄写完毕后通常在佛经尾部书写一段“题记”,用以记述抄经者身份、抄经时间、场合、缘由、祈愿内容、抄经经过等信息,所记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抄经题记体现了民众的佛教信仰以及对佛法的理解,从中不难窥探佛教思想融入中国社会的历程。其次,传世文献中记载民众生活的内容少之又少,史官们更关注的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和维护长幼尊卑的礼乐纲常,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往往惜墨如金、阙而不载。然而,普通民众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幸运的是,抄经题记弥补了这种缺失,淹没在历史迷雾中的民生影像借此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于世人面前。抄经题记记录的并不是古人生活内容的全部,却是现知材料中最为直接观察古人生活世界的“窗口”。从抄经题记可以看到古人种种世俗诉求和民生所向,如:延寿愈疾(S.6230)、分娩平安(P.2900)、护国安民(P.2312)、转为男身(书道博物馆藏)、合家团圆(S.2360)、早归故土(S.2605)、消除牢狱之灾(BD05671)、风调雨顺(北0686)、两国和好(S.1963)、仕途通顺(S.87),等等。

  参与抄经活动的人物涉及社会各阶层,总体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皇室贵胄;其次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而为数最多的是走卒贩夫、工农兵学等芸芸众生。抄经者抄写佛经时,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趋向性,即一般在佛教神圣的日子中抄写,他们将本来均质的时间分割成神圣和非神圣两部分,认为在适宜的时间内书写佛经,功效大于平日,更为灵验可感。在佛教上报“四重恩”思想的影响下,父母、眷属、师僧、国主是抄经者主要的祈愿对象。

  佛教一直强调善恶果报的必然性。信众也坚信写经是善因,会带来好的果报,而结果却并非信众所期待的那样。按此逻辑推理,信众的抄经活动应该昙花一现,不可能在历史上久行不坠。以何种心态理解这种有悖常理的行为呢?这与佛教三报论思想的传播有很大关系。抄经者同意将福报延迟至下世或者扩展到眷属身上。同时抄经者通过虔诚的抄经行为,如刺血写经、书写重要典籍,来优化福报结果。随着佛教信众增多,以盈利为目的的抄经坊和抄经生产生,“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抄经供养完全世俗化。可以说,在抄经市场中,俗众抄经是在世俗利益标尺下所做的宗教信仰行为,书写佛经是其获得福报的手段之一。

  通过对敦煌写经的研究,可以看到: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因特殊的历史遭遇,反映同一历史事件的文书散藏于中、英、法、日、俄等世界各地。如果孤立地分析某地所收藏的文献,其历史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据此难以把握文书本来的性质。但如果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将反映同一事件的、散藏于不同机构的文献搜集起来,犹如将历史的片段缀合起来,最终可获得完整的历史全景。此外,在解读抄经题记时,既要避免过度解释,又必须将其放在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中,这是解读所有抄经题记时必须要遵循的原则之一。如此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抄经题记所蕴藏的历史信息,抄经题记的内容才可以变得更为饱满。而对于抄经题记中所表现的今人难以接受的行为,今人应以同情的态度加以审视,而不可一味地将其贬为愚昧无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为贴近古人的生活,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事原则。

   (作者:赵青山,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10世纪敦煌地区抄经史”负责人、兰州大学副教授)

(责编:孙爽、艾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