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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坛新论

从对哲学观念的阐释看中国学术外译

陈亭伊 黄乔  2019年08月13日09: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为响应时代的号召,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项目纷纷落地,为中国学术“走出去”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保障。尽管当前中华学术外译事业如火如荼开展着,但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对一些问题尤其是源文本的哲学立场和读者的接受立场的关注还很不够,因而未能很好地将中华学术的核心要义准确地传达出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厘清源文本的哲学立场

美国著名哲学家布兰德·布兰沙德认为,哲学是理解世界的事业。哲学立场就是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那么不同的哲学立场就反映了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著书立说者在借用语言刻画、描摹世界时必定掺入了其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一般地讲,理解路径与客观实际情况相一致,毕竟这是最省力的思考方式。譬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是实实在在的客观事物奠定了世界的始基。当然,也有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柏拉图就认为客观世界中的事物是“理念”的“摹本”,作为本源存在的是“理念”。前者通常被称为唯物主义,后者通常被称为唯心主义。如果对两位先贤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加以区分,对其著作的误解乃至不理解也就成了大概率事件。

类似地,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也必须考虑源文本的哲学立场。如果忽略了对哲学立场的考量,结果要么是译文内部不具有融贯性,要么是译文几乎无法被受众理解。

第一,对源文本的误解不仅具有逻辑可能性,更是现实情况的真实再现。以先秦名家的著作为例(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是语内翻译),以公孙龙、惠施为代表的先秦名家被孔子、荀子等人斥为“诡辩”家,原因就在于前者提出的命题非常怪诞。当代学者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或将名家视为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或视为逻辑学家、理论科学家。这些看法都能在《公孙龙子》中找到例子来佐证。然而问题在于,以往的解释框架都不能融贯一致地解释名家的所有命题(而只能解释部分命题),甚至有些解释框架能被一些命题支持而又被其他命题反对。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历来解读者没有十分明确名家著作的哲学立场。需要提及的是,刘利民将名家视为理性主义语言哲学家,借用西方现代语言哲学中“使用”与“提及”的区分,将古汉语没有标点符号的命题进行重新表达,可发现名家讨论的不是经验层面,而是语言层面,这样言说的目的在于引起听者对语言层面(而不是经验层面)的高度关注。作者基于语言哲学立场解释了名家的所有命题,达到了内部融贯性以及思想一致性。这为理解先秦名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暂且不论这种阐释是否真的再现了名家的精神实质,这一新的解释框架值得重视。

第二,这里说的“源文本几乎无法被受众理解”指的是译者如果没有事先澄清源文本的哲学立场,受众很难把握译文的内容实质,这与我们下文所谈及的考虑读者的接受立场还不是同一回事。例如,《西游记》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然而《西游记》在国外的“旅行”却屡屡碰壁。方柏林指出,美国大学生在阅读《西游记》时面临的最大困惑不是翻译问题,而是信仰体系的冲突。如果译者没有把握并澄清《西游记》的宗教学背景(这里暂且把宗教学视为哲学的下义词),不梳理清楚各种人物角色的来历,而仅仅遵循源文本逐字逐句翻译,结果便只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这样一来,即使受众认识译文的每个词、句,译文本身于他而言也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其牵涉的背景知识和哲学立场是异域的。

因此,明晰源文本的哲学立场十分重要。这为翻译实践带来如下启示:除忠实地翻译源文本,译者有必要在译文的前言(或序言)部分廓清源文本的哲学立场,铺垫好源文本的思想背景,以便读者在进入译文正文之前就能够对译文的思想定位有大概把握。

把握读者的接受立场

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籍作家“零”的突破。学界普遍认为,翻译家葛浩文对其作品的翻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葛浩文曾系统阐述了他的翻译观:第一,翻译是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涉及将一个社会群体的思想用另一个社会群体的语言来表达。第二,翻译要恪守忠实原则。翻译的功能在于将思想从一门语言传递至另一门语言,因此翻译的内容必须忠实于原文。第三,翻译是“背叛”。这建基于翻译是不可能完全对等的这一客观事实。但是“背叛”也不是随意的,而是依据目标语的特点、目标语文化和接受环境加以“修正”,使译文更易于被读者理解。第四,翻译是重写。中西方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对待特定事物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重写以符合目标语受众的期待。

翻译产生于语言不通,翻译的目的是借助语言转换实现思想的共鸣。如果不考虑同一语言社区内的翻译活动,翻译本质上的确是跨文化交际活动。但跨文化交际总是会遇到问题,语用失误、误解抑或不理解等现象比比皆是,背后的原因在于语言是公共的,而意义是私人的。这一看法不无道理:按蒯因的语义整体论,意义的承载单位不是单个的词或句子,意义解释取决于个人的整个信念体系。这样一来,完全对等的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硬科学术语的互译应该是例外),背后原因就在于信念体系是个人特异的。换言之,语言符号本身就带有个人知识体系以及集体文化背景的烙印。

通过考察莫言作品中最受西方读者欢迎的英译本——葛浩文翻译的《生死疲劳》,邵璐指出该英译本并非如学界和媒体所说的精确或忠实。译者一方面通过删减文化负载信息来降低译文在目标语言文化中的受阻性;另一方面使用“伪忠实”译法凸显中国文化和语言特质以传达源文本的异国风情。所谓“伪忠实”,是指译文形式上“忠实”于源文本,而在意义和认知效果上“不忠实”于源文本。需注意的是,葛浩文删减的是对于目标读者略显陌生的文化负载词,而凸显的是相对较普通、文体标记不明显的词汇。

笔者认为,葛浩文既在给译文读者增加“异域美”的认知负担,同时又在为译文读者“减负”——避免过于陌生的“异域美”。实际上,这并不冲突:“减负”是为了让读者能够顺利、流畅欣赏国外作品的情节内容和篇章架构,而“增负”的目的在于增添作品的独特文化魅力,以吸引读者的兴趣。毋庸置疑,这一理论上的翻译指导原则在实践中是不容易把握的,但是葛浩文译本取得成功的事实恰恰说明他在这两种矛盾的处理手段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即他对于读者的接受立场有清晰的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读者的接受立场”指的是译本受众群体中的社会集体信念,即社会集体规约而成的、对世界的基本一致看法,包括世界观、哲学观、价值观、审美观等。这是群体内部独立个体之信念网络的公约数。社会集体信念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其也是可以变动的——随着经验阅历的丰富而不断更新。

因此,葛浩文的翻译观具有内在的逻辑性:正是认识到了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那么“背叛”和重写则是在恪守忠实原则下采取的具体翻译策略。具体而言,翻译是跨文化交际得以进行的载体,而语言符号本身的文化特异性、个人特异性使得完全的对等翻译几乎不可能。在此背景下,要做到完全忠实于源文本是非常困难的,译者必须在翻译过程中作出调整——“背叛”或者重写,这与读者的接受立场密切相关。

翻译观是翻译活动的指导思想,而翻译的成功在于受众能够理解、欣赏译本。从这个角度看,正是由于葛浩文将读者的接受立场置于首位,他才得以提炼出指导翻译活动的翻译观。读者的接受立场对译者翻译观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能忽视译者的主体作用

如果说语言的功能在于传达思想,那么翻译的功能就在于在不同语言之间传达思想。不同的语言蕴含着不同的哲学观与世界观,所以翻译就不仅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而是文化内涵、哲学观念、民族思想之间的磋商。因此,作为源文本与译文之间的摆渡人,译者的任务空前艰巨:不仅要把握好源文本的哲学立场,还要掂量读者的接受立场。

译者之于翻译,犹如舵手之于巨轮。2019年4月2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研讨会”上,葛兆光表示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关键在于译者。译文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再次创造的结果,目的就在于与英文世界读者的信念网络和认知习惯产生共鸣。

我们坚信,随着一大批外语水平高、中文功底深厚的译者队伍的建立和成长,中国学术将加速走上国际舞台。届时,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为世界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将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文化上的稳固基石。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编:孙爽、艾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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