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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世界《庄子》“卮言”研究述评

于雪棠  2019年04月10日13: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寓言、重言和卮言,是《庄子》独特的言说方式,历来歧解纷出,其中,“卮言”尤为学界所重,英语世界亦多有探讨。《庄子》的各种英译本及相关论文中,卮言的译法只有几种,大多遵从中国古代有影响的注疏。

19世纪有三位英国汉学家将《庄子》全译成英文。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是首译者,曾任职于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他没有将卮言译成对应的英文词语,而是译解其含义,根据郭象注和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突出了卮言“因物随变”的特点。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译为“Goblet words”(高脚杯言辞),卮为酒器,古注如此。这一译法以其简洁形象、贴近原义而广为接受。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理雅格(James Legge)译作“Cup,or Goblet Words”。对《庄子》中与卮言相关的论说,理雅格主要依据成玄英、王雱及陆树芝的疏解加以翻译,在其译本的序言中一一列出了这些庄学要籍。

进入20世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兹生(Burton Waston)的全译本最受学界推崇。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梅维恒(Victor H. Mair)的全译本偏重《庄子》的文学性,也颇有影响。华兹生沿袭了翟理思的译法,在《寓言》篇首段的脚注中解释卮言,强调其无穷变化的特点,源自郭象注。梅维恒将卮言译为“Impromptu words”(酒席间的即兴之言),也是基于中国古注。

此外,卮为何器,是古今本土学者都曾予以考辨的问题,英语世界的学者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傅云博(Daniel Fried)认为,卮是一种用于农业灌溉的尖底瓶,而非玉制礼器,其说详见论文《永不稳定的言辞:庄子的卮言及用于灌溉的尖底瓶》。

西方学者有其特定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意识,遵从中国古代注疏之外,其研究视角必然会有别于本土学者。

首先,宗教因素的介入十分明显。翟理思在翻译“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时,直接把“天倪”译为“God”。天倪绝非上帝,这一译法赋予卮言以宗教意味。美国斯坦福大学宗教系教授李耶理(Lee H. Yearley)所撰《道家的表述与说服:徜徉于庄子的语言类型》一文,从宗教伦理学角度对卮言进行了阐释,给予卮言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如何用劝说的方式展现一个超越我们通常理解的世界,是宗教伦理学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卮言才能令人信服地展现那个世界。此外,李耶理在阐释卮言时,将其与“天倪”和“天钧”两个概念相联系,提出一个新异之说。他认为卮言参与天倪(whetstone of Heaven,天之磨刀石)塑造万物的过程,天倪又被译成天钧(The potter’s wheel of Heaven,天之制陶旋盘)。磨刀石和陶钧都是通过控制暴力而生产出新的更好的形态,庄子以此为喻,凸显了他对精神提升的理解,也凸显了用以表现这一思想的卮言。这种解读是对《庄子》的过度阐释,以何种态度对待暴力是西方宗教学的一个话题,并非《庄子》讨论的问题,更不是卮言的意义。尽管这种分析明显有悖《庄子》意旨,却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经典对于解决西方学术问题的助益。

其次,西方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特别注重从论辩角度出发研究如何说服听众或读者。西方修辞传统上一直被等同于“言说的艺术”(the art of speaking)或者“说服的艺术”(the art of persuation)。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英美学者在研究卮言时,特别重视论辩。从发生角度考察,强调卮言产生于论辩背景。从论辩过程角度考察,关注运用语词的技能。从论辩目的角度考察,关注卮言的说服力。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指出:寓言、重言和卮言这三个术语是特殊的词汇,是由庄子在批评辩论时发展出来的。这一论断很准确,对研究《庄子》的言说方式及文本形态具有启示意义。葛瑞汉将卮言译为“Spillover saying”(流溢的言论),并加以解说:它可以自由地从一个观点转换到另一个观点,如果没有它,我们无法延长论辩或是生存。换言之,在他看来,卮言是论辩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言说方式。然而所谓“无法延长论辩”,《庄子》原文并没有相应的表述,这是译者添加的内容。关于卮言的目的及功效,李耶理认为,卮言是一种不同于其他逻辑性辩论的修辞形式,其作用是具有说服力,说服人们去思考甚至接受那些他们本以为是古怪、令人困惑或完全错误的思想、行为和角度。笔者认为,卮言虽然是在战国诸子论辩背景下提出的,但其意并不在说服他人,而是超越论辩,李说未能切中肯綮。相较而言,葛瑞汉的看法更接近卮言的特性,他认为道家并不想用词语揭示真相或现实,只是提醒我们语言的局限性,并以此来引导我们理解世上变化的角度和生活的真谛。

再次,西方学术传统还特别重视口头与书面语言的分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一书就论及这一问题。美国密歇根大学东亚系教授林顺夫(Shuen-Fu Lin)在《庄子内篇的语言》一文中提出,卮言是道家唯一的理想言说方式,指的是与心灵的作用方式一致的口述行为。卮言是一种口头表达方式,而后转化为书面文字。他还进一步探讨了卮言作为书写结构与《庄子》哲学思想的关系。他认为晋代司马彪注云“谓支离无首尾言也”,辨识出了“卮”与“支”双关的意义,这就将《庄子》散文的形式与支离一词所描述的不正常身体形状做了类比,这是对内篇及全书其他很多部分书写风格的重要洞察。庄子是唯一一位尝试将其观念以相应的散文形式表达出来的思想家。

最后,作者、文本和读者是研究作品的三个视角。中国古代文论以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为代表,特别重视推原作者之意,重视对作者的研究,相对忽视从读者角度对文本进行探讨。20世纪70年代,西方兴起接受美学,突出了读者在建构作品意义过程中的作用。在对卮言的研究中,也能看到接受美学的影子,具体表现为探讨如何阅读卮言,发掘对读者而言卮言的意义。曾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的吴光明(Kuang-Ming Wu)教授在《卮言 寓言 重言——庄子的哲学方法论》一文中提出,卮言是这样一些言辞,它要求我们改变、被评价及变形,面对事物时绝对地聪敏与灵活。我们感到阅读时被奇怪地净化了,那些言辞的宣导功能使我们思考。它们的晦涩难懂不能归因于庄子的笨拙,而是因为阅读方式的错误。我们必须放弃创设方式(无方、无为),放松自身,并且让我们自在自为(悬解、天放)。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并理解。它们使得读者一遍遍地重读,直到停止思考而只用直觉去感受。

美国罗文大学哲学与宗教系王又如教授(Youru Wang)在《道家庄子和禅宗的语言策略》一书中,也从读者角度对卮言有所论析。他说:将卮言与其他普通语言模式区别开来的是,卮言包含庄子关于交流的认识,庄子认为交流是分享及参与,而不是传播信息或知识。庄子并没有什么特定的信息要传达,存在的—精神的唤醒或转化以及一种新的生活,才是庄子要与读者分享的。庄子只是想让读者质疑他们自身的思考方式,卮言的目的是激发对自身的认知。曾就职于美国深泉学院的学者珍妮?拉普(Jennifer R. Rapp)在《比较诗学:欧坦克庇德斯、庄子与人类想象建构的平衡》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对于熟悉《庄子》的本土学者而言,英语世界中的相关研究,哪些比较贴近《庄子》文本之意,哪些明显偏离甚至与庄生之旨背道而驰不难辨识,辨其正误固然必不可少,但这并非笔者撰文的目的。如能借由海外汉学界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讨论,进而更多地了解中西学术的差异与交融,更深刻地认识自身,也更好地理解他人,岂不善哉!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责编:孙爽、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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