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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集萃

由秦简牍认识秦地理

  2019年02月13日08:18  来源:光明日报

  【专家论坛】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华夏大地出土了大批秦简牍资料,主要包括: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竹简和4号墓木牍、云梦龙岗6号墓简牍、湖北荆州沙市周家台30号墓简牍、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牍、湖南龙山里耶古城1号井和城濠简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购藏竹简、北京大学购藏简牍等。这些简牍资料包含丰富的地理内容和地理信息,对深化秦地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秦政区地理的新视野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普遍推行单一郡县制,对我国行政区划制度及政区沿革地理影响深远。由于传世文献没有明确记录秦郡的名目,关于秦始皇三十六郡以及有秦一代设郡数量及郡目,学界长期存在争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置吏律》有“县都官十二郡”任免官吏的时间规定,“十二郡”与“县、都官”并列,“县、都官”属于内史,则十二郡应指秦内史以外的地区。通过考察,秦国最早设立的十二郡应为:上郡、蜀郡、巴郡、汉中郡、河外郡、河东郡、陇西郡、南郡、黔中郡、河内郡、南阳郡、北地郡。十二郡形成的时间当在秦昭襄王晚期。十二郡作为内史以外的地方的代称写进《置吏律》,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预示着秦朝取代周朝,因应天命、一统天下的格局即将到来。

  由十二郡之写入法律文书,可知早期秦郡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空间特征观察,十二郡中的巴、蜀、汉中在秦内史以南,一直是秦本土关中地区的大后方。北边的北地、陇西,取自戎翟,连同取自三晋魏国的上郡,拱卫秦本地的北方。这六郡一直很少变化。取自楚国的南郡、黔中(巫黔)、南阳三郡,成为秦本地(内史)的东南屏障;东边的三郡河东、河内、河外(三川)取自三晋。这六郡除黔中(巫黔)、河外(三川)郡外,变化也较小。这是秦郡空间分布的第一个圈层。此后秦主要向东方发展,又先后设置太原、上党以及东郡,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年)发动大规模攻灭六国战争,次年灭韩设置颍川郡。太原、上党、颍川、东郡四郡在第一圈层的东部外围,可以看作第一圈层的补充,也可以视作第二圈层。秦发动灭六国的最后战争,灭六国设郡,可以看作秦郡分布的第三个圈层。秦郡第一圈层以及第二圈层的东界,在战国、秦和西汉初年的政治地理和军事地理上,具有重要地位。此界线以西,多为山区丘陵地带,以东则为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自战国以降,秦累世攻打山东六国,战争早已破坏当地固有人缘关系和社会组织,加之秦的移民政策,使得关中内史与关外的三河以及太原、上党、南阳、南郡的联系日益紧密。从军事地理和地缘政治的角度观察,在关中秦国本土和山东六国之间,也需要一个军事的缓冲地带,秦郡第一圈层的东部诸郡:河东、河内、三川、南阳、南郡,连同第二圈层的太原、上党、颍川、东郡四郡,共同构成关中秦国与山东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睡简《叶书》所记战事,以及秦及汉初的军事冲突,多集中在此地带。

  里耶秦简牍的发现,为秦政区地理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角,其中所见郡目(含内史)有15个:内史、叁川、泰山、琅邪、河内、泰原、鴈门、代郡、巴郡、蜀郡、南郡、洞庭、苍梧、衡山、庐江。县、道、邑97个,上属32个郡,尤其是洞庭郡,里耶简所见16县,与《汉书·地理志》武陵郡所属县相同者9县,新出沅阳、门浅、上衍、蓬县、新武陵、上軴等6县,由此可知秦在南方地区设县可能较汉代为多,县的发展并非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从里耶行政文书涉及的地域范围看,秦迁陵县虽然偏处帝国一隅,然行政文书传递的范围,东北到潦西(辽西),东至即墨、琅邪、东晦(东海),西达陇西、北地,南界象郡,文书往来几乎遍及帝国全境,“文书行政”的影响力真是无远弗届。

  交通地理的新拓展

  北京大学藏水陆里程简册详细记录了从长利渠口到杨口,又从杨口沿汉水到淯口,然后向北直到洛阳的交通路线,以及从江陵到沙羡和从销县到武乡城的交通道路,其间还穿插记录几个主要中心城邑的交通状况。简册记录的重点,应该是江陵到淯口之间的交通,其中尤以江陵到杨口之间为重中之重。所以然之故,端在于秦在攻占楚郢都设立南郡后不久,即将楚人原已开凿的“子胥渎”和云梦大泽之池重加疏浚,修通连接沮漳水与汉水的人工运河,从而大大便利江汉之间的水路联系。复又在此基础上,详细勘察各段里程,兼及南郡北上洛阳的漕运水道,并详细规定江汉地区不同的河流水道,在不同季节、空船和载货重船每天的航行里数,充分显示秦人重视工程技术和精细管理的新趋向。

  日用地理资料的新发现

  与行政司法文书所见地理资料多与行政运作有关、多关乎国家大事不同,秦简牍《日书》所见地理资料更加关注日常实用的地理知识。通过对这类文献的考察,可以复原当时房屋的建筑样式、朝向,以及周边的居住环境等内容。由于《日书》文本的特殊性,其所反映的地理知识无疑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和迷信方术的成分。《日书》特别关注门户和墙垣,乃在于墙垣具有阻隔内外、门户具有沟通内外的空间职能。在房屋居址的空间选择上,通过比较楚秦不同的《日书》文本,可以发现二者都是以主体建筑物“寓(宇)”为中心,涉及主体建筑物的外部轮廓及形状、其他附属建筑物以及周边的地形地势。但楚人建筑多有与宗教祭祀有关的祠室祭堂,而秦人则多庑、小内、圈、圂、屏等与农牧业生产生活有关的建筑物。楚秦《日书》的差异,当为楚秦文化不同所致。在时间选择上,较早期的时间选择来自实际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比如尽量避免在农忙时节动土兴功,而将兴建房舍等土木活动集中在每年的秋季农闲时节。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时间的选择更多地受到某种“神煞”的支配,被逐渐赋予一些神秘色彩。

  秦地图的新证据

  《汉书·地理志》有两处提到“秦地图”,《史记·萧相国世家》称萧何入关中“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刘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但秦地图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此前并无实物可考。放马滩木板地图可为秦地图提供新的实物证据,从中确定了该地图的方位为上南下北,与目前已知的战国中山国“兆域图”和马王堆汉代帛地图的方位一致,与现今地图的方位相反。由此或可证明,上南下北乃是唐以前中国古地图绘制的通行做法。在确定地图方位的前提下,根据各地图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地图所绘与今地理形势的相关性,确认放马滩地图主要表现的实为三条水系,即花庙河、东柯河和永川河,其地域范围,东西约40公里,南北约50公里。这一地域范围,与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是相符的,亦可为科学评价放马滩地图的绘图水平和技术成就奠定良好基础。

   (作者:晏昌贵,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简牍所见地理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负责人、武汉大学教授)

(责编:孙爽、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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