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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坛新论

经典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并非扞格不通

高山奎  2019年01月29日08: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一般而言,人们往往认为施特劳斯代表的经典解释学与伽达默尔代表的哲学解释学之间存在原则上的冲突。施特劳斯特别强调所解读的文本作者的权威性,他将解读的文本视为道说永恒天理的经(典),运用注经学的方式试图像作者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写作者的意图;而伽达默尔则突出读者的重要性,强调读者自身语境与文本作者语境的交互影响和视觉融合。简言之,前者强调作者的权威和读者的谦卑,后者强调抬头阅读和发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前者强调文本的独特语境和具体文本的具体分析,进而发掘作者字里行间的隐微大意,后者尝试建构一套普适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借助这套原则可以打开现代读者的视界和敞开他们的存在领会。毋庸置疑,在一个权威倒地、怀疑主义盛行的现代背景下,抛开古代圣书的陈腐教导,获得存在的当下领会和情欲的现代解放,变得至关重要。因此,哲学解释学方法在20世纪曾受到热捧,并引发了后现代解构主义浪潮。但是,当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之后,人们感到一味地抑古扬今,高扬主体性并不明智。如果真像乔纳森·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所呈现的那样,古人是思想的巨人,而今人是思想的侏儒,那么我们就应以敬仰的心态来重新面对古代文本,而不是一味地拒斥古人,将他们视为现代极权主义的源头,技术“座架”的发源地,灵魂颠倒、禁欲生活的肇端者等。这一反思促发施特劳斯式经典解释学的复兴。

上述两种解释学原则之对立的叙述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重要的文本支撑(两人通信中的分歧论争参见《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以及《真理与方法》第二版附录)。但从义理上看,笔者认为,二者的分歧不应夸大,从而掩盖了二者根底上的可融通之处。而要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源头,即回到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这一文本。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关注存在问题,提出“存在论的差异”,强调存在者之存在的祛蔽和敞开。这种关注在《存在与时间》那里局限于对实践性的上手之物、理观性的“在手状态”(present-at-hand)和与他人共在的描述。但随着对这一早期文本的不满,海德格尔开始关注艺术和技术对现代人存在领会的作用,进而从“手工作坊”式描述转向“世界工厂”和“科学实验室”的技术批判。在海德格尔那里,艺术作品之为艺术作品,首先在于它的自足性和自存性,与工具不同(受制于其用途和功能),艺术作品能够敞开其所关联的世界的本质性内容。例如,梵高的《农鞋》,如果从工具—有用性角度而言,它只具有鞋之为鞋的工具性属性,但作为艺术品的农鞋,它的有用性的器具层面变得无关紧要。相反,它使得农夫的整个生存世界和生活方式得到了充分的揭示。换言之,它敞开了农鞋的大地属性以及保存了农夫全部生活的艰辛。在海德格尔看来,真理就是无蔽,而艺术的本质就是将“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因此,艺术具有揭示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凸显了作为艺术作品自足性或自存性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较之艺术作品的独立性,艺术家只是一个通道或中介,他或她将某种类似天命的启明借助他或她作为工具中介的头脑和画笔,一一展示出来。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旦产生,便脱离了艺术家,成为独立的存在。通过观瞻者浸入式的融入,艺术作品所蕴含的真理便被如其所是地揭示出来,从而实现挣脱非本真的常人状态的促逼效应。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艺术品独创且催人深思的表述,与其关于存在自我显现的描述关联在一起,他强调的是作为现代人的生存领会和存在—祛蔽。

从这一点看,伽达默尔深谙其恩师的发力方向和精神意旨。在其成名作《真理与方法》的第一部分,伽达默尔探讨的就是“艺术经验里真理问题的展现”。对海德格尔而言,艺术品不仅包括绘画,还包括建筑作品,甚至包括语言艺术作品。对伽达默尔而言,要探讨人的精神世界的真理,也要从艺术—审美,进而到理解和语言,通过理解、诠释、效果历史和视界融合,它们共同敞开具有自足性的古典文本的真理世界。而这些立足现代人、立足于读者,关注现代读者存在领会,强调作品与作者分离,强调发挥读者主观能动性的解释学原则,在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那里是一以贯之的。

但事实并非到此而止。对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来说,艺术作品的自我解释,只有当现代观众部分地像“艺术作品所揭示的世界敞开,并且熟悉那个世界时,才是可能的”。如果观众对农夫的世界全然无知,只是一个现代博物馆里冷漠的观众,那么,与本源抽离的“农鞋”作为一件艺术品,其所蕴含的世界将仍是隐而不彰的。同样,对于古代经典等语言文字作品,没有深透的古典学基础和义理了解,又如何能发掘出它们之中所蕴含的深意和真理?从这一点来看,与伽达默尔一样,施特劳斯无疑也是海德格尔的真正门徒。不过,后者毕竟是带着强烈现代性批判意识和强调犹太拉比注经学传统深入古典的现代读者,他看似忠实原著意图的解读,却是带有鲜明的批判现代政治哲学危机以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努力。正是在这一点上,维克利认为,“施特劳斯以复兴‘政治哲学’的努力来考察海德格尔思想,能深化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尽管施特劳斯和海德格尔在关注点如存在论差异还是城邦—人冲突上存在不同,但对于回到源头,直面事实本身,义理性地祛蔽传统黑格尔式理性主义哲学史的宰制性影响等问题,尤其是在解释学的实际运用上,二者的根底一致与其明显分歧同样显著。

从这点出发,我们发现,现代解释学的主义之争绝没有当事人所强调的那么水火不容。剑桥学派代表斯金纳强烈批判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过于关注作者意图而忽略文本的历史语境,然而,施特劳斯对文本的具体分析,对哲学隐微写作和迫害语境的政治性强调,不正是代表了对文本写作情境的高度关注吗?同样,施特劳斯对经典大书之所以会有如此令人惊异的研究结论,也与他的问题意识和犹太视角脱不开关系,这表明施氏暗地里分享了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的结论。当然,我们如是论断时,似乎可以揣摩到上述诸家在解释学原则上的分歧并非来自于解释学本身,而是源于他们问题意识和批判对象的对立:施特劳斯强调的是六经注我的解释断章取义地遮蔽了或者说根本不关心古代作家意欲何为,这是现代性偏离的根由所在;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更加关心如何从形而上学与技术主义的一致性中发现对现代人存在领会的宰制性影响。对于哲学而言,问题较之答案更为重要,结论或路径上的差异具有明显的个人印记。上述双方的问题关切都坦荡直面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并向我们展示了古典哲学的多维取向和无穷魅力,为我们重返中西古典,重新理解哲学提供了可能。这恐怕是海氏和施氏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遗产之所在。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编:孙爽、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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