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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文化文学流派的精神建构

姜建  2018年12月18日15: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解读“开明”文化文学流派(以下简称“开明派”)可以有多种进入途径或角度,这里选择精神建构的角度。因为它撇开了所有表层的因素而直接进入这个流派的肌理,通过对人格理想、精神底蕴和文化基调的考察,在理论与实践、为文与为人之间建立起统一的文化逻辑。借此,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徐调孚、章锡琛、顾均正、宋云彬、周予同等一批江浙文人,能够长时间聚集在一起,并在大动荡大变革的20世纪上半叶,持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历史转换的文化变革浪潮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各种文化元素都在开明派身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但对于这个主要由江南平民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化文学流派而言,儒家文化、江南文化和佛家文化已经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并构成他们最具标识性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形象。

君子人格的追求

新文化运动以来,“立人”的观念在率先觉醒的知识者中深入人心,做一个适应时代需求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成为他们的共同追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开明派的选择是从人格的实现和完善着手。他们不仅以人格的独立健全为核心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观念,大力提倡对青年实施人格教育,而且终其一生努力实践着他们所推重的、可以概括为“君子人格”的人格规范和人格境界。这里,源自儒家文化的“君子”不是简单的人品评价,而是一种人性和人生的把握方式,一种个人对于社会所选择的文化态度、文化行为,是一种节操,更是一种道义,一种承担的勇气和使命意识。

修养人格、砥砺气节并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是开明派的明确追求。叶圣陶把这种追求概括为四个“有”: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前两个着重个人的人格修持,后两个着重基于前者而形诸外的行为指向。开明派同人以此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开明书店和《中学生》等为主阵地,为新文化的发展,为民众的启蒙,为青年的成长埋头苦干、坚韧不拔,正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社会担当。

人格问题,本质上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身体力行或者说“修身”是人格养成的关键。在长期修身实践中,开明派形成了三个共同特点:认真精神、实干作风和责任意识。他们始终坚守这些原则,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即使在抗战那样的艰难年代,朱自清还在强调“守住自己的岗位,并且得加倍努力干”。长期的熏染,使得他们在行事做派、个性风度等方面与儒家文化提倡的君子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许杰对周予同有这样的描述,“在经学上,他研究孔孟儒家的学说却又否定并且批判孔孟儒家的学说。但是,他尽管彻底地批判了孔孟儒家的学说,在他自己的生活规范上,还是极其讲究待人接物之诚——也即是宋儒的诚意之诚,和孔孟之道所讲的仁爱之仁以及所谓‘忠恕’之道”。这种行事做派,在开明派同人中是非常普遍的,朱自清以“最完整的人格”形象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获得全社会的广泛赞誉,典型地诠释了这一点。

江南的趣味与佛家的悲悯

儒家文化在开明派的精神建构中占有很重的分量,但决不是全部。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配合先忧后乐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进取心和舍生取义的牺牲勇气,造就的往往是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宁折不弯的悲剧英雄,但这显然与开明派柔韧稳健的风格有相当距离。形成这个距离的原因与他们作为江南文人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江南文人通常有独特的人生价值向度,即对于现实政治采取不即不离的姿态,甚至体现出疏离的趋势,而更注重个人的精神趣味和生活的艺术质地,追求个性的自由和人格的完整。开明派文人对于江南有特殊的迷恋,他们用大量笔墨一再表现江南的山水风物,《藕与莼菜》《长闲》《白马湖之冬》《扬州的夏日》《忆儿时》等众多篇什,传达了他们浓重的江南情结和背后对江南那种质地雅致、姿态悠闲的生活方式的认同。这种生活方式深刻地介入和规定了他们的社会存在方式和现实进入姿态。在与个人相关的生活领域,他们玩味其中蕴含的艺术趣味和人生境界,享受智力和精神的愉悦,而一旦进入纷纷嚷嚷的现实世界,表现就不再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他们把自己的活动领域限定在文化教育和文学领域,却避免进入与政治相关的敏感地带。

他们顽强地抵拒现实的纷扰和政治的挤兑,以低调的“灰色”面貌行世,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份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夏丏尊在晚清立宪浪潮中为逃避省议员选举的改名之举,同朱自清在大革命转折关头对自己往“哪里走”的固执选择,都着意于他们对自己生活逻辑和心灵逻辑的尊重。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源于江南文化的行世方式和生存智慧。

开明派精神建构的第三个支撑点源于佛学。这既有近代以来佛学复兴的时代背景,也有弘一法师的精神熏陶。佛学的人生苦难、刹那生灭的空苦人生观深刻地影响了开明派的文化心理,使得他们看待人生和社会的态度趋于悲观,但开明派汲取了佛家以慈悲情怀利物济生、自度度人的积极意义,努力用生命的每一刹那去进行创造,追求在个人解脱和众生解脱的统一中实现一种超越时空的瞬间永恒,获得人生的大自在。于是,他们在投入社会实践、参与新文化建设的时候以“撇开”与“执住”的统一,形成了关注生存苦难、守护人的心灵的独特立场。从作品中可以看到,叶圣陶笔下成人世界的人性残缺和丰子恺笔下儿童世界的天真烂漫恰成鲜明对照,他们要用儿童的纯真去擦拭成人的心灵尘垢。他们大力提倡用爱心去救治社会病症,去守护人类的自然本性,丰子恺“护生即护心”的主张、夏丏尊对“爱的教育”的呼吁,着眼点都在于此。

立身之本与性情之求

在开明派的文化建构和文化实践中,儒家文化、江南文化和佛家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是共同作用的,很难一一加以剥离。当然,不同的文化元素有着不同的作用方面。大致说来,他们以儒家文化为立身之本,通过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实践体现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和对社会所承担的道义;他们又以江南文化为性情之求,通过对自由意志、自由境界和人性道德理想的追求丰富人生内涵,体现人的自由本质和生命价值。而佛家文化,同时作用于他们的价值判断和人生追求,于是一方面以出世的情怀致力于利物济生,一方面以入世的执着致力于心灵守护。这种人生坐标的设置,使开明派在个人与社会、趣味与使命、出世与入世、独善与兼爱之间,获得了奇妙的平衡。前者的积极有为,引导着开明派文人对人的自由本质和生命价值的追求不陷入虚无或自了;后者的丰富完整,保证着开明派文人对社会理想的追求不走向偏激狭隘和人性异化。而开明派也以此将自己带入江南文人文化理想的雍容中和之境。

同时,上述文化元素的作用大小也不完全相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儒家精神。且不说直接被人视作“君子”文人的叶圣陶、朱自清,即如夏丏尊,因与弘一法师的特殊因缘,人们很容易看到他与佛学的关系,也许因此而忽视了他与儒家的关系。其实,在接触佛家文化之前,夏丏尊是儒家人格理想的坚定信奉者和自觉实践者,这种文化底色不会因为信仰的改变而轻易抹去。所以,夏丏尊只在涵养人格和寄托精神方面与佛家建立联系,而将佛家的悲天悯人和儒家的济世教化融在了一起。也因为此,当夏丏尊去世的时候,他留给后人的并不是一个茹素学佛的“居士”形象,而是如叶圣陶所概括的,是一个“朴实真诚,笃行拔俗,廉顽立懦,化遍朋从”的济世者形象。这四句“盖棺”之论,体现的不是佛家的精神,而是儒家的精神。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明’文学文化流派研究”负责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编:孙爽、黄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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