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项目查询   专家查询   网站地图   重大项目要览   管理规章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最新成果集萃

坚持本我 兼收并蓄

——论中医对于“西域医药”的受容姿态

沈澍农  2018年12月04日15: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医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从各方面吸收营养。丝绸之路为中医学吸纳以印度医学为主的“西域医药”开辟了通道。西域医药传入中国主要是在东汉以后,借助于佛教东传带入了印度佛医学知识,也通过民间交往传入部分印度的俗医药知识。从中医学理、法、方、药四个层面,可以对中医学吸纳西域医药的情况作具体分析。

理:附赘渗透

中医学在秦汉之际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集中体现在《黄帝内经》中。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又有局部调整与补充。印度医学概念渗入的因素显得更为典型。

南朝陶弘景修订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云:“……更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以朱书甄别为肘后百一方……今余撰此,盖欲卫辅我躬。且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其中“四大”“百一”等援引了佛经词语。

系于东汉名医张仲景名下的《金匮玉函经》卷一之《证治总例》中有“地水火风,合和成人”“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人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起”等语;敦煌出土医药文献P.2115《张仲景五藏论》谓:“地有草木,人有毛发。四大五荫,假合成身。一大不调,百病俱起。”其中的地水火风、四大、五荫等,皆出于佛典。

其他传世中医古籍如《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等著作都有类似概念的引用,甚至还尝试与中医的一些概念作沟通,例如《千金要方》卷一把地水火风演绎成“火气”“风气”“水气”“土气”。但毕竟是不同来源的概念,特别是中医理论原本已经比较完善和稳固,因此,虽然以上概念在后代医书中仍不乏见,却终是堆砌式的附赘使用,使用者可能更偏于点缀门面,西域医药概念并未真正融入中医理论体系之中。

但是,也有某些源自印度医学的理念概念被中医理论体系纳入。如中医眼科的“五轮学说”即是在印度医学眼科理论影响下形成的,而中医的痰饮学说的发展更受到印度医学的重要影响。盖这些理论为中医学原本空缺或认识不够深入的方面,而引进的部分又为局域性理论,不会对中医整体理论产生干扰性的影响。

法:较少吸纳

中医的“法”,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辨证方法确定疾病的病因病机,进而确立治则治法。

“法”随证而变,有什么样的病症,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在长期的医疗活动中,人们凝练出一些大多用四字短语表达的相对固定的“法”,如发汗解表、清热解表、利水化湿、理气和中、清热化痰等。

“法”因“理”而生,中医在理论方面并未吸收太多外来因素,基本维持了自己理论的独特性,相应的,在治法方面也延续了这样的特色。

古代西域医药体系大体在于药证、方证对应的层面,“法”的认识较为笼统。如《最胜王经》中一段较能全面反映西域医药的认知体系。病邪被分为四种:风、热、痰癊(饮)三种加上不同组合的“总集”;在辨病层面则看季节和一日之中发病时间,“春中痰癊动,夏内风病生,秋时黄热增,冬节三俱起。……食后病由癊,食消时由热,消后起由风,准时须识病”。接下来治疗规则是:“风病服油腻,患热利为良,癊病应变吐,总集须三药。”用药与之相应,也不细分,诃梨勒、三果、三辛、沙糖、蜜、酥乳这些西域常用药,都能“疗众病”。虽然也提出需要区分以及如何区分四种病,但施治用药却又往往以几种药物通治诸病。

可见,西域医药在“法”的层面并未建立起结构系统、逻辑清晰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因而中医也未能在该方面有具体的吸纳。

方:取己所需

中医的“方”,本义为治病方法。临床上辨证定法,据法立方。“方”狭义理解为运用药物组合的方剂,如大柴胡汤、逍遥散、牛黄丸……但中医的针灸、拔罐、刮痧甚至导引等不用药物的疗法,也都属于“方”的范畴。

一些西域医方被纳入中医药认知体系,辨证施用。如中医急救方剂苏合香丸最早载于唐玄宗《开元广济方》(原书已亡佚,唐王焘《外台秘要》卷十三收载),原名“吃力伽(中药白术的西域名)丸”,用大量西域香药,组成药物多且杂,中医方剂君臣佐使的配伍关系似乎不甚明确,但治猝然昏倒、牙关紧闭、不省人事等实证昏迷卓有奇效,至今医界仍作为急救药使用。

敦煌出土方书、《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中载有许多从西域传来的方剂。如阿伽陀丸、阿魏雷丸散、苦参硝石酒、大白膏、大黑膏等医方,都源出西域或有明显西域医药色彩。还有不少中土医方加入了部分西域的药物,包括有些医方用乳酪、油酥、髓、石蜜等来加工,也是受到了西域医方的影响。

中医还吸收了来自西域医药里的其他医术,最有名的当属从印度传来的“金针拨障术”。《外台秘要》卷第二十一记载了“天竺经论眼序一首”,注云:“陇上道人……于西国胡僧处授。”此术曾盛行于唐朝,唐代诗人白居易、杜甫、刘禹锡、李商隐等都写有赞颂“金篦术”的诗篇。此外《千金要方》中还记载了从西域传来的养生法与按摩术。

古老的印度医典《医理精华》中的很多西域医方未见于中医著作,可能是未传到中原,或因所用药物中原未能了解(有语言影响)有关。另外,有些佛典所载医方组方庞杂,没有或看不出确定的治疗指向,却宣称久服之后可以取得神奇效果,如敦煌卷子P.2799一药方宣称服用数日即可“一切怨贼,兵甲开战,皆得胜利”;“一切恶业烦恼,四重五逆,恶梦蛊道,悉能破坏”;“国王宰相,一切大众,皆随顺恭敬,信受爱乐”。这样的药方疗效过于神奇,且超出了医疗范围,不太符合中医语境中的固有思维,因而也不会被中医采纳。

可见,中医在“方”的范围对西域医药有较多吸收,求己所需,取己可用,学习对方发达的学术内容,填充自己相应薄弱的方面。但一些超出认知的奇方则在实践中加以摒弃。

药:更新发明

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集、炮制、制剂、说明作用机理并施用于临床的药物,统称为中药。中药理论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性味归经和毒性大小等,以此指导中医遣方用药,治疗疾病。

丝绸之路打通后,成为古代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许多西域的药物随其他商品传入我国,成为中药的一部分。

有些药物借鉴了这些药物在原产地的用法。如仙茅的补益作用,天竺黄治热病,木香对胃肠疾病的疗效。但更多药物并不是简单照搬西域原有经验,而是在实践中按中药理论重新认识,发明新义,使西域药物本土化。

部分药物在原功效基础上调整了治疗范围。如天竺黄原治“一切热、毒”,中医发现其为治疗小儿“急热惊风”的良药;胡黄连原治多种热,中医应用后发现其偏长于治“虚热”与“湿热”,而不是“实火”;木香则进一步发现其长于理气行滞,因而主要用于治疗中焦气滞型脾胃病。

部分药物与原有功能大相径庭。如荜拨,印度医学用于治疗“热病”,但在中药中列属温热药,用于治疗腹中冷痛等“寒证”;安息香,印度医学用于治疗“热病和恶魔”,在中医应用中安息香亦属于温性药,即便用在苏合香丸中其主要功效也是“温通开窍”;肉豆蔻,原用于治疗各种病理因素引起的咳嗽,而中医学中用于治疗脾胃病,主治腹泻腹痛。而郁金,在印度几乎不入药,只用于调料与色料,传入中原后,被发现可行气活血、疏肝解郁,用于妇科疾病疗效甚佳。

中原医药与西域医药理论基础不同,对同一药物的作用得出不同认识是自然的;但是,对寒热等基本属性有相反认识,却不尽合理。这种差异的形成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医根植于中华文化背景之上,历史悠久、积淀丰厚。在对于以印度医药为主的西域医药的受容方面,呈现出理、法层面“坚持本我”为主,而方、药实用层面“兼收并蓄”的姿态,即坚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而广泛汲取他方实用的营养。应该说,这是中医药学得以繁盛的成功之道。因而到唐宋以降,阿拉伯医药、回回医药等域外医药流传中国时,仍然大体重复了这一模式。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西域出土汉文医药文献综合研究”首席专家、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责编:孙爽、闫妍)


点击返回首页

点击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