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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

张盾  2018年08月14日16: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构成了最为全面而深刻的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叙事,至今依然影响着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走向。但历史唯物主义却并未在政治哲学维度上得到充分研究。人们只是关注这一学说包含的直接政治论断,而非产生它的政治哲学维度。一般来说,研究者习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理由代替其政治哲学理由,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础对主客关系问题的解决。这种解读虽不乏深刻性,却未必符合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因为马克思从未设想过脱离政治现实的本体论问题,马克思对所谓“本体论立场”的选择,恰恰是基于对政治问题的深沉思虑。基于此,发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维度,从思想史角度探讨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对于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并以此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英法政治哲学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视角看,霍布斯和洛克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最先提出了现代政治的最高问题是自由,自由的核心是权利,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是财产权,财产权的正当性来自劳动等一系列命题,以此奠定了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域。此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乃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都在这个问题域中展开理论探索。而霍布斯、洛克的个人权利原则后来演变成资本积累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论基础,则成为卢梭和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卢梭的重要性在于他是第一个对霍布斯、洛克为现代性的奠基进行批判的人。卢梭提出,人不光追求私利,人也追求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就是“公意”。以此,卢梭为现代性开启了理想主义的维度,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则以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和超越,将卢梭的崇高政治理想置于坚实的现实基础上。

由霍布斯、洛克开启,延伸至卢梭、康德的契约论传统,到黑格尔、马克思这里遇到反拨。契约论旨在实现以个人为最终目的而以普遍立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想。马克思则认为,由于契约论立足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它所承诺的普遍人道理想是抽象的和形式的,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把自我立法的契约论模型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领域内自由生产者联合的理论构想,从而使现代政治的人道理想具有了具体的实质性内涵。

近代政治哲学的焦点问题是财产权问题。蒲鲁东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合法性进行了激烈批判,这一批判构成了英法政治哲学中批判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高度评价蒲鲁东财产权批判的意义,同时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立场予以坚决抵制,而提出用“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社会财富总和的占有”来取代资产阶级财产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就近代社会是经济型社会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就是近代社会的政治哲学,它上承霍布斯、洛克的问题,下启黑格尔、马克思的探索,是近代政治哲学谱系的极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思想渊源中的关键部分。亚当?斯密开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把经济置于现代政治的核心,终结了政治观念论的传统,为现代政治哲学设置了全新的格局。此后康德与黑格尔在哲学高度上对政治经济学的反思,既构成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超越,也为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政治哲学准备了思想条件。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财富的生产和占有角度,对近代市民社会的起源和结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有赖于政治经济学。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市民社会理论,主要目的是探讨市民社会的合理性秩序和合法性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要义则是要批判和超越市民社会,这一批判的理论形态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体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诉诸自由市场,它认为自由交换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促进社会和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挑明了自由市场观念的意识形态本质,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才是造成全部近代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在近现代,政治哲学讨论的正义问题实质是经济问题,亚当?斯密所理解的正义主要是指交换正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则依据劳动价值论原理把交换正义改写为分配正义。马克思认为,分配正义理论依然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奠基于生产领域的革命,通过建构合理的生产方式,为真正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前提,这就是生产正义。

历史唯物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是对近代政治哲学的“概念式理解”。康德给自由概念以最高的表达,并在其中注入了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因素;黑格尔则以更全面具体的方式,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综合于“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思辨结构中,表达了现代性问题不断增长的复杂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问题直接承接着康德和黑格尔。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们的理论工作始终围绕着现代性的建构与批判这一时代主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为现代政治奠定合理的基础,解决好特殊性与普遍性(即私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康德先是以无与伦比的道德激情高扬最纯粹的普遍性理想,并将其上升到先验问题界面,贬抑“特殊性原则”,然后又在法国大革命的昭示下逐渐领悟到“特殊性原则”的不可回避。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深刻内在矛盾作了进一步揭示,提出只有在承认特殊性的前提下贯彻普遍性理想,才能实现两者的统一,才能产生“具体的现实的自由”。马克思则提出了否定资产阶级财产权这一全新政治目标,以此彻底解构和超越了主导整个现代的“特殊性原则”;同时,通过强调“社会所有制”基础上人的自由的最大限度实现,而将现代政治哲学的普遍性议题推向顶点。

康德政治哲学对马克思的重要影响在于,康德最早把握到了人类建立知识和社会规则的主体性原则,这为马克思超越古典经济学的物质主义倾向提供了契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批判,主张“全体自由的个人对社会财富总和的联合占有”,则把康德的“绝对善良意志”落实为一种绝对善良的制度。

黑格尔政治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一,黑格尔把亚当?斯密的劳动抽象置入逻辑学的概念框架,揭示了著名的“劳动的辩证法”论题。黑格尔的这一劳动论题对马克思解说劳动的本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另外,黑格尔也开始注意到劳动的某些异化现象,这为后来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准备了思想素材。第二,黑格尔的财产权批判论题对马克思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在《法哲学原理》中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两个观点:一是“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另一个人的所有权”——这意味着私有财产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二是“贫困是由针对一个阶级或另一个阶级的不法所导致的”——这揭示出普遍贫困的本质是“穷人的权利”问题。黑格尔这两个观点触及现代性批判中最尖锐最激进的一个主题,它们将黑格尔与卢梭、蒲鲁东和马克思联系起来,共同构成了近代政治哲学中以财产权批判为标志的“异端”话语。马克思革命性的新创见是:财产权的本质是“穷人的权利”(即无产阶级的权利)问题,现代人的自由必须从普遍人权扩展到穷人的财产权。这样,马克思就把他的阶级政治建立在财产权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去合法化”,实现了自卢梭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又一次重大创新,而黑格尔对财产权的批判则可以看作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的思想先声。

黑格尔通过他的概念哲学(逻辑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自由的先验本质对于文明世界的创造关系,从而启发了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构建。正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马克思才能获得“改变世界”即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的哲学立场。

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又是从批判黑格尔政治哲学开始的。在早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虽然尚未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展开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对话,但他已经注意到黑格尔哲学的唯灵论性质造成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理论上的封闭性和实践上的专制倾向。马克思中后期的作品延续了这一批判思路,并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人道理想和正义理想充满了虚幻色彩,而黑格尔哲学本质上仍然是对这一理想的合理化辩护;只有从现实的资本支配关系和阶级冲突出发,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变革动力。马克思由此超越了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等级和分工的理解,最终在个人全面发展、自由活动以及共同控制社会生产和交往的基础上,勾勒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图景。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首席专家、吉林大学教授)

(责编:孙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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