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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集萃

欧洲的《道藏》工程

张崇富  2018年04月18日09:45  

由施舟人和傅飞岚主编的《道藏通考》三卷本,2004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发行堪称道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汉学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道藏通考》同孔丽维主编的《道教手册》、玄英主编的《道教百科全书》一起,被公认为西方关于道教的重要工具书。与后两本著作相比,《道藏通考》的研究过程对文献版本的选择更为严格,对道经的解析也依据最可靠的研究,被誉为欧洲汉学界集大成之作。

施舟人主持的欧洲“道藏工程”肇始于1976年。在巴黎举行的欧洲汉学大会上,施舟人提议启动一项《道藏》研究工程,旨在完成关于明《道藏》的第一份详尽系统、研究性的文献学考述,考证所有经文的时代、作者、价值,概述其内容,得到参会者的支持。1978年,这一计划获得欧洲科学基金会为期四年的资助。为了更好地开展《道藏通考》研究,施舟人建立了高效协作的工作模式:将欧洲“道藏工程”总部设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专家指导委员会由鲍吾刚、龙彼德、康德谟、施泰宁格、许理和、施舟人6人组成,下设法国巴黎小组、德国沃尔兹堡小组和意大利罗马小组。每个小组通过协作研究的方式工作,很好地解决了对《道藏》中每一部经典进行系统性、协作性研究的问题,保证了研究的质量。研究既吸收整合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道教的成果,也吸收整合了这一时期日本和中国的研究成果,可谓撷百家之英,熔铸一炉。《道藏通考》还是道藏研究中跨国合作历时最长、参与人员最多的范例。从1976年开始的欧洲“道藏工程”,集29位撰稿人近30年的心力最终完成,其中有24位欧洲学者、3位在欧洲的中国学者和2位美国学者。书稿的不同部分最初用法语、德语、英语及意大利语四种文字写成,最后统一成英文出版。

道教,被西方学者视为对人类文明贡献极大的文化基因库,保存了丰富的文化传统。较而言之,世界各大宗教经典几乎都得到了非常精深系统的研究,唯有道教的《道藏》是个例外,作为道教经籍总集的《道藏》长期以来饱受冷落,无人问津。1910年,刘师培旅居北京白云观,他抛开成见,通览明《道藏》,后来发表《读道藏记》,乃空谷足音。1911年,法国神父戴遂良发表了一份明道藏的目录。这份目录是转译自明代道士白云霁的《道藏目录详注》。戴遂良最大的问题是未校勘道藏原书,由于他依据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白云霁失录的道藏文本,他也失录,因此有不少的错漏。翁独健1935年出版的《道藏子目引得》以戴遂良的目录为基础并修正了他的错误。此外,马伯乐对道藏研究贡献巨大,他对道藏文献的研究是拓荒式的,创造了被称为“内部文本批评法”的具体文献断代法。当年他在全无道教知识的情况下,凭着对文献内在理路的判断,解析出上清和灵宝两大类文献。

陈国符的道藏研究饮誉海内外,他于1963年修订再版的《道藏源流考》,被国内外学者奉为“经典”和研究道藏的必读书。《道藏源流考》令人信服地重建了从陆修静的三洞道经到《玄都宝藏》的发展过程。由于陈国符认为《正统道藏》的编撰混乱以及编者的无能,他并未对明《道藏》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后他于1983年发表的《道藏源流续考》,则主要致力于外丹的研究。日本学者福井康顺的《道教的基础研究》,开辟了日本道藏研究的新领域。此后,吉冈义丰的《道教经典史论》则深受陈国符研究的影响,被认为是继陈国符道藏研究之后的第二人,他沿着陈国符的足迹继续向前探索,补充了不少新材料,尤其是那些来自佛教的资料和敦煌的道教文献。大渊忍尔在道教文献及道教仪式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特别是在早期灵宝经、敦煌道藏和道藏形成的问题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编著的《敦煌道经目录编》被认为是著录敦煌吐鲁番所出道教文献的最好成果。在中国台湾地区的8年,施舟人意识到道藏研究的重要性,而皈依道门的经历加深了对道经传承重要性的理解,而这也为他在欧洲发起跨国“道藏工程”的宏伟计划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任继愈和钟肇鹏主编的《道藏提要》。该书是第一部以提要形式揭示道教内容的大型工具书,吸收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道藏提要》仿照《四库全书提要》的体例考订介绍了道藏中道经的时代、作者、内容,不足之处是没能充分吸收西方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朱越利编撰的《道藏分类题解》,参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对《道藏》重新分类,以方便现代人使用。王卡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吸收了大渊忍尔目录的优点,乃是敦煌道经研究的一部力作。潘雨廷的《道藏书目提要》对道藏中286部道经撰写了提要,对所选道经的内容、思想和版本线索皆有考辨。《道藏通考》出版之后,《道藏》的研究仍在持续推进:2008年丁培仁的《增注新修道藏目录》出版,该书从各种文献中收罗出6000种道书书名,对多数道书进行了大体的考证;2011年《正统道藏总目提要》出版,作者萧登福以一己之力撰写了全部《正统道藏》的提要,令人感佩,该书吸收不少新近的研究成果,非常难能可贵。

《道藏》的历史古老而悠久,而《道藏》的研究却姗姗来迟。《道藏》缺乏系统研究的现状,直至1991年《道藏提要》和2004年《道藏通考》的出现才得以改变。而《道藏通考》对明道藏的研究,无论是从系统性、学术性、严谨性和周详性,还是从该书作为一本道藏研究工具书的实用性、索引的方便性和参考文献的翔实性,以及对西方学术成果吸收整合的力度来说,都大大超过了既往的研究,是任何一个东方学研究机构和中国宗教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重量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研究成果。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藏通考》的翻译与研究”负责人、四川大学教授)

(责编: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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