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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要闻

《三国演义》在泰国:一个经典跨文化文学传播个案

金勇  2017年11月15日14: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以其非凡的叙事技艺、全景式的战争描写、鲜明的艺术特征,展现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三国争雄的战争画卷。自16世纪成书以来,《三国演义》就不断被人们传诵、阅读和品评,其影响早已走出国门,被译成英、法、日、韩、泰、马来、印尼等数十种语言,有的国家甚至有多种译本。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和文化上的关联,《三国演义》在日本、韩国、越南等汉文化圈国家的影响巨大,传播广泛。在中南半岛的泰国,《三国演义》同样深受欢迎,在传播广度和嵌入当地文化的深度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泰国人对于中国的“三国”人物,如诸葛亮、关羽、赵云、刘备、张飞、周瑜等如数家珍,对“桃园结义”、“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空城计”等三国故事耳熟能详,由此可以管窥泰国人对《三国演义》的熟稔与喜爱程度。

《三国演义》的第一个泰文译本1802年才出现。当时曼谷王朝一世王为了重振因泰缅战火涂炭而衰落的泰国古典文学,御令当时的财政大臣、大诗人昭帕耶帕康(洪)主持翻译《三国演义》,并将其作为中兴泰国“国家文学”的重要举措之一,由此诞生了《三国演义》的经典泰译本《三国》(Samkok,以下简称“洪版《三国》”)。洪版《三国》内容引人入胜,行文流畅优美,语言简洁明快,别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和韵味,被人称作“三国体”。在随后二百多年间,《三国》在泰国逐渐流传开来,受到泰国人的喜爱和推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洪版《三国》在泰国并不仅仅是一部外国文学译作,它已被泰国人视为本土文学的经典,对泰国文学发展影响巨大。它不仅结束了一直以来泰国韵文体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还推动了泰国古小说文类的生成,进而促进了小说文类在泰国文坛的生成和发展,为近代西方新小说在泰国迅速蔓延、将泰国文学推进到现代发展阶段打下了良好基础。20世纪初,洪版《三国》被曼谷王朝六世王时期官方权威的“文学俱乐部”评为“散文体故事类作品之冠”,部分章节后来还被选入中学泰语教科书。此后,各种版本的泰文《三国》重译本、简译本、缩编本,以及以三国人物和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创作本、阐释本、评论本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已多达150余种,今天仍在不断推陈出新。泰国人对三国典故信手拈来,还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泰式“三国”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可以说,《三国》已经深植于泰国人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泰国人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是一个经典的跨文化文学传播范例,对于考察文学如何进入异文化语境并取得良好传播效果以及文学的译介与发生学等,均有重要参考意义。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欠缺,尽管已有不少文章对此有所涉猎,亦有部分散见于诸如泰国文学史、译介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专著中,但除裴晓睿、饶芃子等少数学者对相关问题做过学理层面的讨论外,基本都限于对《三国演义》译介概貌等介绍性的文字。整体看,泰文《三国》的研究主体在泰国,泰国学者因循“比较研究”和“政治研究”两种主流研究范式,以及近年来兴起的艺术文化研究,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的方式,进行《三国》的影响研究和发生学研究。这些成果尽管质量很高,但也普遍存在一些不足,《三国演义》在泰国传播的历史过程被简单化和平面化了,很难了解传播过程的全貌,也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传播的内在机制和传播模式。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先从观念和视角上做出改变。

一是在跨文化文学传播中,占据主导的并非文本传播方,而是文本接受方。文学传播往往习惯站在传播方的视角,片面强调元文本的价值,即以文学文本输出国为中心的视角。在本研究个案中,既往研究多强调《三国演义》的经典性和艺术价值,单方面凸显其施与影响的一面。但作为接受国一方的泰国,并非一味被动地接受。恰恰相反,它所接受的《三国》不是简单对原文内容的“忠实”传递,而是经过泰国文化的筛选和过滤,将其吸纳到泰国文学的传统之中,内化为泰国本土文学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泰国享有充分的选择主动权。

二是跨文化文学传播本质上是文化传播,传播不仅处于泰国的文学场域之下,也处于更宏大的社会场域之中,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以往研究多拘泥于单一文本细读方式,忽略社会文化关联。将《三国演义》的传播置于更宏大的泰国社会文化背景中,引入社会和历史维度,才能展现传播的宏观整体,洞见《三国演义》译介和众多重写创作背后的动机。

三是跨文化文学传播过程十分漫长,并非一蹴而就,由多重不同层级的传播共同构成。文学传播本身就比其他类型的传播更复杂和缓慢,加上“跨文化”的约束,要实现深度传播,过程就更漫长了。在传播过程中,接受者可能通过反馈创造出新的文本或文化事象,从而成为下一次传播的传播者。这些大大小小不同层级的传播,共同构成了传播活动的整体,它是动态的,形式多样,手段灵活。

四是传播的文本具有多元化特征。在泰国传播的《三国演义》文本带有“双重主体性”,即有罗贯中的中文原版和洪版经典泰译本两个传播“元文本”,真正让《三国演义》在泰国流传开来的,是以洪版《三国》为元文本的二次传播。传播不仅是书面文学文本,还包括口传文艺、戏剧表演、神庙活动、壁画雕塑乃至漫画游戏等广义文本或超文本。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本”针对不同人群,对于推动《三国演义》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是文学文本是文学传播研究的基础。《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毕竟属于文学传播,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传播,仍要强调文本的文学性,文学的文本是此类研究的基础。引入社会和历史的维度,并不意味着无视文学文本固有的文学性规律,抛开文本而空谈社会历史是无意义的。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模式研究”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

(责编: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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