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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润在历史长河中的君子文化

朱万曙  2017年10月11日08:59  来源:光明日报

  先秦儒家有诸多对于君子人格的论说,树立了君子人格的理想。这些关于君子人格的理想,构成了君子文化丰富的内涵,随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在后世不断得到传承和发扬,并转化为普遍的文化实践,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

  关于君子人格理想的论说,主要集中在先秦儒家典籍之中。这些儒家典籍成为经典之后,历代学人不仅反复习诵,而且不断进行注疏阐释,在泱泱典籍中,形成了“经学”。先秦儒家关于君子的论说也就不断被传承和弘扬。

  由于儒家思想是中国历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所以经学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历史,而对于先秦儒家关于君子论说的解释和阐发也绵延不绝。它们既是君子文化的组成部分,又让一代代学人承接了君子文化的血脉,进而转化为君子文化的实践。

  君子文化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士大夫层面。士大夫是读书之人,他们所读之书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士大夫也往往是执政或参与执政之人,自唐代以后,他们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更要熟悉儒家经典。因此,君子文化对他们有着更深入的浸润,也更容易转化为实践行为。

  例如,宋代的苏轼仰慕古代君子的风范,“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南行前集序》)。他对君子的人格有着自己的思考,认为君子应该是明“大义”之人,“夫数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训其子孙,虽所趣不同,然皆笃于大义,不私其躬也如是。”(《屈到嗜芰论》)在他看来,君子也应该报效国家,“君子之所以大过人者,非其以智能知之,强能行之也。其以功兴而民劳,与之同劳,功成民乐,与之同乐,如是而已矣。”尽管苏轼一生多次被贬谪,却保持着永远的君子风范。君子文化的熏陶和他本人对君子人格的思考,使他成为君子理想的践行者。

  与苏轼的情形相近的,还有明代的王阳明。他对于君子人格同样有自己的思考,其《答友人》这样论说君子:“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已。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而喜,闻毁而戚,则将惶惶于外,唯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群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王阳明结合自己曾经被“左右交谗”“祸且不测”的经历,阐发了“君子之学,务求在己”的观点。君子通过学习,有自己的见识,从而内心有定力、有自信,毁誉荣辱不足以让自己情绪波动。他从人生实践中获得对君子人格的认识,又以此实践自己的君子人生,遭到贬谪并不气馁,忠君报国依然如故,最终成为一代圣贤。

  君子文化的实践突出体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中。在明代后期,阉党专权,一批具有君子人格的士大夫横遭打击,左光斗就是其中一位。面对朝廷小人当道,他说:“君子之别于小人者,清与浊而已矣。君子之不能容小人,犹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其清浊异,则其好恶不得不异也。”(《左忠毅公集》卷二《科臣挟逞私心倒飜国是疏》)他坚守君子操守,与杨涟等人弹劾阉党魏忠贤,被诬陷下狱冤死,完成了自己君子人格的塑造。他的学生史可法曾经到监狱探望他,写下了著名的《左忠毅公逸事》。在抗击南下的清军期间,史可法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道:“弟虽庸陋无闻,窃愿附正人君子之列……左老恩师立朝正色,怜士清心,行者颂之途,贾者谈之市,况我辈抠衣绛帷、亲承知遇者乎!”(《史忠正公集》卷二《致某》)可见,正是在左光斗的直接影响下,史可法追步乃师的君子人格,希望自己也附入“正人君子之列”。正是君子人格的熏陶,史可法才在扬州城破之后,纵身投江,和左光斗一样,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自己君子人格的塑造。

  先秦形成的君子理想人格,不仅被后世诸多的士大夫所仰慕、所实践,而且由他们进一步弘扬和传播,推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从而让君子文化深入人心,传之弥久。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故事。《三原学案》引杨爵《漫录》的记载:明代吕泾野先生过某府,太守陪坐。太守的儿子读书楼上,声音很大,太守就让儿子“当微诵,恐损伤”。过一会又让人催儿子按时吃饭,曰:“勿令饥。”吕泾野就对太守说:“公之爱子,可谓至矣,愿推此心以爱百姓可也。”吕泾野经过顺德府,太守为他饯行,地方靠近养济院。他让人送一桌馔食到养济院,对太守说:“愿公体我此心,以惠恤鳏寡可也。”杨爵听到这两件事后感叹不已,认为“使志道君子常得与先生相亲焉,获德容,闻至论以自警省,不患德之不修而政之不善也”。在杨爵看来,吕泾野的君子之道,能够感化更多的人成为君子。他记录下了吕泾野的事迹,黄宗羲又将其录入《明儒学案》,让这样的君子事迹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文学作品是传播和弘扬君子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不少古代作家在作品中表达对君子的赞赏,塑造君子形象。诗人李白《赠韦侍御黄裳二首》有句:“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既是对韦黄裳君子风范的赞美,也表达了“受屈不改心”方为君子的看法。杜甫《天末怀李白》中以“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的诗句,既表达了对李白的牵挂之情,同时也将李白视为君子。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读书人为主要描写对象,其中有对伪君子的辛辣讽刺,如戴着秀才头冠的王德、王仁,也有对真君子的书写和赞美。作品第三十六回所写的虞育德就是一个有君子美行的人物。他有仁爱之心,碰到一个乡民因为无钱葬父,尽管自己不富裕,却慷慨接济。他不贪图功名富贵,参加科举考试也只是为了衣食饭碗,考中进士后,别人都想谋个肥缺,他因为年届五十,只得了一个南京国子监博士的“闲官”,却也欢喜万分。他秉承着先秦君子“诚之为贵”的品格,以诚待人、以诚处事,中进士时,别人都将年龄改小,他却填实足年岁;他接济乡民,也实话实说,自己刚刚得到一点银子,也要养家糊口,所以只能拿出四两让乡民回家安葬父亲。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中,虽然没有用“君子”赞美他的品格,但回目却大书“常熟县真儒降生”,将他视为“真儒”,令人敬重。

  历代士大夫文人对君子文化的弘扬和传播,让君子文化深入人心。在记载古徽州宗族的《休宁名族志》中,我们就看到诸多山村乡民有“古君子之风”:任梦桂“性沉默好读书,入太学,不乐仕进,尝筑别业于松萝之阿,隐居其中,农樵自给,足迹鲜入城市,有古君子风”;陈世淳“承家诗礼,好学不倦,有古君子风”。《新安名族志》中记载,一个叫韩钦的过早去世,其妻子金氏“冰蘗守节,抚三孤子成立,家业过前,乡人咸称女中君子”。这些小民君子的事迹,说明君子文化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

   (作者:朱万曙,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编: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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