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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孙乐强  2017年07月28日10: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资本论》在西方的命运浮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迁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逻辑演变。今天,我们如何基于中国实践,从理论和现实双重维度出发,系统反思150年来《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得失,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论》研究体系,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境界,具有至关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凸显中国立场,构建中国特色的

《资本论》文献学研究体系

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已经全部出齐,这为国内外学界全面深化对《资本论》形成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撑。然而,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第一,解构主义倾向。在MEGA2编委看来,最终定稿的《资本论》第2、3卷并不是马克思的原初思想,而是经过恩格斯整理、编辑、修订后的思想,因而主张去除恩格斯的编辑痕迹。结果,原本作为艺术整体的《资本论》被肢解为各自独立的“手稿片断”,解构了《资本论》存在的合法性。第二,重新制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新形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往往表现为历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的对立,而西方“马克思学”则将其转化为两种世界观或哲学原则的对立。但无论如何,这种对立仍表现在哲学内部。然而,在MEGA2的影响下,这种对立被扩展到经济学领域,引发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则的对立。第三,文本关系研究的新动向。在传统视域中,研究者往往把《资本论》及其手稿视为内在一贯的、同质化的思想体系,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化了它们之间的思想连续性,忽视了它们的思想差异。然而,在MEGA2的影响下,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相反倾向,即有意识地制造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思想断裂,过分抬高前者、贬低后者,甚至将它们对立起来。在当前国外学界,这三种趋向愈发明显,如何有效回应这些问题,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这些问题上,我国学界已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形成了一批具有显示度的研究成果。但是,在总体上我们的研究并没有突破西方文献学的研究范式,致使一些学者缺乏明晰的判断能力,试图将西方“马克思学”或MEGA2作为范本来指导我国《资本论》文献学研究,忽视了背后的意识形态导向。实际上,文献学研究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它虽能为思想史研究提供有力支撑,但它本身并不能代替思想史研究。因此,在推进文献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要反对传统的解读模式,也要反对西方“马克思学”和MEGA2的解构主义倾向,从中国立场出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论》文献学研究体系,全面梳理《资本论》的形成史,系统揭示《资本论》各个版本之间、刊行本与手稿之间、各个手稿之间的差别与联系,全面回应当代西方学者打着文献学研究或“价值中立”的旗号,以及制造出来的各种“断裂说”或“对立论”,为新时期的《资本论》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撑和方法论依据。

强化问题意识,建构《资本论》

研究的中国范式

回顾150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历程,在西方学界,《资本论》的形象经历了重大转变:首先,原来被誉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现在则被部分学者理解为一种失效的政治范式,它所包含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旨趣遭到全面解构。其次,原本作为总体范式的《资本论》被逐渐分化,或被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被视为唯物史观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形成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相互分裂的现状格局。再次,《资本论》的科学价值遭到解构,被理解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形而上学的近代残余。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回应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批判和质疑,全面深化对《资本论》的思想研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论》研究范式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必须强化中国问题意识,建构中国学派。我们既不能固守传统的研究范式,也不能照搬照抄国外模式,而必须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形成独立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自己的《资本论》研究学派。其次,必须建构思想史叙事逻辑,全面深化对《资本论》的理解性研究。任何一种解读模式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我们应当基于当代中国语境,全景式地梳理第二国际、苏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左派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对《资本论》的研究,客观评估它们的理论得失,坚持整体性研究范式,建构中国特色的思想史叙事逻辑。最后,必须坚定理论自信,总结概括我国《资本论》研究的理论成就与特色,深入挖掘中国范式的世界历史意义,提升我国《资本论》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打造“中国方案”,为发展21世纪资本论贡献中国智慧

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理解《资本论》的当代价值,是西方学界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资本论》是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相适应的,它根本无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因而主张彻底抛弃《资本论》,重写21世纪的《资本论》,法国学者皮凯蒂就是典型代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资本论》依然具有重要的当代生命力,并从不同视角出发,建构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必须承认,这些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能够为我们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知提供重要借鉴,但也必须看到,这些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21世纪资本逻辑的运行机制,这些学者也没有完成建构和发展21世纪资本论的时代任务。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应当勇于担当,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为发展21世纪《资本论》提供“中国方案”。一方面,应当立足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实现对《资本论》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们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实现从批判性维度到建设性维度、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要沿着马克思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道路,站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制高点,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的全景式研究,系统剖析资本对当代社会的渗透和影响过程,全面揭示21世纪资本逻辑运转的总体机制,建构和发展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资本论》。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再研究”负责人、南京大学副教授)

(责编: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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