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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坛新论

汉末学与术交融的思想基础

冯渝杰  2017年07月24日08: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求知析理是为“学”,学以致用是为“术”,故“学”、“术”二字连用,良有以也。然二者亦存在微妙差别:总体来看,“学”的内涵主要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规律等形而上知识及获取这些知识的过程;“术”则多涉及形而下层面的应用实践与教化普及。汉初,儒生多擅“学”,而方士多携“术”,大体泾渭明显。至汉末,则呈现出明显的“学”、“术”交融之势。

  汉末经学走向神秘化

  在汉代,“学”大体指向以“六经”(汉称“六艺”)为主要研习对象的理论性“理性”学问;而“术”则囊括阴阳五行、望气堪舆、历算推步、图谶星纬在内的实践性“神秘”学问。两种学问传统长期并行不悖,各有所重,汉末呈现出明显的交融趋势,这种交融主要呈现为两种形态。

  其一,经生对经书加以神秘化、术数化的解读倾向及实践操作。如《后汉书·独行传》载:“(向栩)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不好语言而喜长啸……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史载五斗米道“习《老子》五千文”并专设“奸令祭酒”一职。向栩“恒读《老子》,状如学道”、“著绛绡头”、“不好语言而喜长啸”等特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原始道教的某些仪式和行为。更值得思考的是,向栩竟提出北向读《孝经》以灭黄巾的建议,在这里,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显然已被术数化,并被赋予咒杀妖贼的神秘力量。经生对经学的神秘化理解,尤其典型地体现在经学大师“驯服”、“感化”黄巾的相关记载中。如《后汉书·郑玄传》载:“会黄巾寇青部,(郑玄)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这些“义感”类事例并非徒具形式的“历史书写”,而是当时儒道共融之学术、信仰生态的自然写照;“妖贼”服膺经生,非感慕于名德,而确有可能出于对其学识的敬畏。这种“敬畏”本身,则意味着“妖贼”与经生之间可能存在共通的思想资源和信仰基础。

  其二,形成了博通内外、亦儒亦道的“隐士”群体,他们以术数俘获民心、朝臣乃至帝王,其掌握的知识逐渐披上类似宗教权威的光环。如法真“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同郡人田弱则评价他“体兼四业,学穷典奥”,“将蹈老氏之高踪”。又如郎顗“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昼研精义,夜占象度,勤心锐思,朝夕无倦”;张楷“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申屠蟠“隐居精学,博贯《五经》,兼明图纬”;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等。正因学术与信仰的交融互渗,不少隐逸者得以俘获民心,赢得士人、朝臣追从。如王远“学通五经,尤明天文图谶、《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观之掌握”,由此,“乡里人累世相传供养之”。又如“蓟子训者,不知所由来也……有神异之道……于是子训流名京师,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是可见士大夫对“学”、“术”兼修的隐逸“高人”之追从。再如《博物志·辨方士》载:“军祭酒弘农董芬学甘始鸱视狼顾,呼吸吐纳,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寺人严峻就左慈学补导之术,阉竖真无事于斯,而逐声若此”,说明神秘的道术知识对宣称以儒学修身治国的权贵仕宦具有不可抵挡的魅力。

(责编: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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