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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坛新论

提升文史资料的档案价值

肖昊宸  2017年06月19日08: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征集、编写出版的大型系列史料的文史资料,以其丰富性和生动性,对历史进行了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的记录和反映,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但在历史研究中,相对于档案史料而言,学界对其认识和利用程度仍然不够。近日,记者就文史资料的史料价值、整理出版情况和利用规范等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档案史料的重要补充

  近年来,史学界日益注重档案史料的搜集与运用,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持续提升,但部分研究者陷入迷信档案的误区,认为文史资料作为二手资料,可信度偏低,因而轻视甚至忽略文史资料的价值。这种倾向限制了近现代史研究的资料来源,应予以纠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提出,不能以求全责备的心态对待文史资料。文史资料可以理解为回忆史料或口述史料,是历史研究中可堪利用的史料类型之一。当然,文史资料既然属于回忆性或口述性史料,由于当事人的观察角度和记忆误差,难免出现一些主观性描述。但不能据此从根本上否定文史资料的价值。历史是多面的,历史资料也是多面的。即便是档案文献资料,其形成过程也有人为干预的可能,不能完全脱离主观性,有客观误差和主观篡改的可能。所以,文史资料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历史研究者应以平常心待之,将其视为各种史料中的一种。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同乐认为,判断文史资料的史料价值,主要看其是否写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文史资料所汇集的史料中有不少是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及研究资料,它们作为某一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回忆,可以提供一些文献资料上所没有的甚至不可能反映的历史情景,往往可以弥补档案史料的不足。文史资料中的一些虚构之处,并不影响对历史本质的反映。虽然我们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但并不排斥在撰写文史资料回忆录时做些必要的文字加工。研究利用文史资料,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深入展开。

  张同乐介绍,20世纪60年代起,全国政协开始了大规模收集整理文史资料的工作。全国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从1960年创办至今,已出版了100多辑,每辑10万—20万字。全国政协文史馆现收藏有大量的文史资料手稿、图书以及照片、字画、音像等藏品。

  随着文史资料整理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展,当代史逐渐成为文史资料整理工作关注的重点。汪朝光说,进入21世纪之后,有价值的回忆史料日渐稀缺,文史资料收集工作遇到了一定困难,编辑出版的势头不复过去那般繁荣。自此,文史资料整理工作将征集史料和编辑出版的重点逐渐转向1949年以后的历史。

  遵循收集利用原则

  鉴于文史资料并非一手资料,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有必要将其与档案文献史料、报刊资料对照利用。张同乐建议,运用文史资料研究历史应坚持三个原则:鉴别回忆史料的真实性;研究史料内容的准确性;把文史资料、回忆史料作为辅助性史料利用。在历史研究中的第一手史料,必须是当时形成的档案文献史料,文史资料回忆录只能作为档案文献史料的辅助资料。如果一篇史学论文全部或大部利用文史资料回忆录,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充分发掘政协文史资料的学术价值,在利用大量档案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大胆利用文史资料,使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写出高质量的、为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史学专著。

  汪朝光表示,文史资料是回忆史料,一般写作较为生动,牵涉人物较多,因此在人物传记写作中、在对于历史细节的展示及对历史人物关系的研究中更可利用。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研究的创新性,恰恰是在对相同或不同史料的反复考订、排比、琢磨中得以张扬和凸显的,文史资料的科学运用正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除了利用好已有的文史资料以外,还要注意遵循口述史料采集的原则,与采访对象深入交流,收集到更多具有史料价值的口述材料。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许水涛表示,口述史料开辟了史料积累和研究的新领域,它的采集依靠的是采访者与口述者面对面的沟通和互动,是语言、动作和情感的交流,能否让口述者打开记忆闸门、敞开心扉,达到一种畅所欲言的境界,直接关系到采访的成败和口述史料价值的高低。因此,在口述历史资料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快捷地实现采访者与口述者的有效沟通和情感认同是至关重要的。

  记者 肖昊宸

(责编: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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