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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说话文学对中国古典文献的引用和翻译 

李铭敬  2017年03月07日14:43  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日语中的“说话”一词,泛指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等,在近代日本民俗学中专指口头传承故事。日本说话文学,主要指用文字记录下来编辑成集的说话集。按内容,一般可分为佛教说话集和世俗说话集,前者所占比重较大。例如,日本说话文学的嚆矢之作——平安初期的《日本灵异记》,以及平安末期的《今昔物语集》都是佛教说话集,其编撰成书的契机皆来自于中国古典文献的巨大影响。

就日本说话文学作品所引中国古典文献而言,世俗说话集往往取材于中国的《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正史、《蒙求》《列女传》《白氏文集》《幽冥录》《搜神记》等幼学蒙书、文学著作以及志怪书,而佛教说话集则主要来源于汉译佛典和《经律异相》《诸经要集》《法苑珠林》等佛教类书、《观世音应验记》《冥报记》《三宝感应要略录》《弘赞法华传》《法华经传记》《戒珠往生传》等佛教灵验记和往生故事集、《孝子传》等孝养故事集。无论从影响关系还是题材来源看,中国古典佛教灵验故事集在日本说话文学中都占有重要位置。

对于中国出现的佛教灵验故事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中有至为恰当的解释,他将六朝至隋出现的、著录于“子部及史部”的佛教灵验故事集称为“释氏辅教之书”,“《隋志》著录九家……今惟颜之推《冤魂志》存,引经史以证报应……而余则俱佚。”这些“释氏辅教之书”,“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对于佛教在中国的普及与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型佛教文献《法苑珠林》、志怪类书《太平广记》等皆有为数不少的征引。但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衰退,这些灵验故事集亦大都消亡。《冥报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三宝感应要略录》等均为在中国久已佚失而独存于日本的“释氏辅教之书”,而且除了《冥报记》见录于《旧唐书》《新唐书》之外,其他诸种皆不见有任何文献著录,珍贵程度可想而知。更可贵的是,这些作品皆有不同种类的古写本现存于世,大都被指定为日本国宝或重要文化遗产。研究这些对于日本佛教及佛教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中国古代文献遗珍是极有意义的。

此处所使用的“引用”与“翻译”两个术语,是指同一问题的两个层面。要探讨日本说话文学对中国故事集的翻译问题,首先须弄清一个问题——说话集中收录的中国故事来自于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无疑,作为说话文学中的翻译研究,它所对等的是直接引用的出典文献。说话集中的说话富有流动性,一则说话有时可能出现在不同说话集中,比如《冥报记》的故事同时见于《今昔物语集》和《宇治拾遗物语》等多部说话作品,那么,它们之间或它们与《冥报记》不同写本之间有何关系?对这些问题要认真考证与核实,尽可能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竭泽而渔地收集和掌握,详细梳理每个作品本身及其之间的传承流变经纬,把握说话文学的传承特征。

说话本属于俚俗浅语式的简短故事,常通过口头传播形式传达某种信息,而说话文学主要的功用在于启蒙。佛教在宣教过程中,使用卑浅通俗的故事化导俗众,运用志怪或灵验故事宣讲因果佛理,吸引信徒。《今昔物语集》中收录的《冥报记》《三宝感应要略录》等作品,分别为宣传佛教因果报应和三宝感应的佛教故事集,因此收录到日本说话集中,这些汉文故事也要按照这样的要求翻译成通俗的日文,才能达到宣教的目的。

《今昔物语集》是以讲故事的形式编撰的大型短篇故事集,每则故事都按如下模式展开:“很久以前,在某个时代某个地方有某人,围绕此人发生了某事,通过此事得出了某教训,故事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这种口头讲故事的形式,亦要求所使用的语言须是一种明白易懂的说明性文体,因此《冥报记》和《三宝感应要略录》等中国佛教灵验故事集,通过这种叙事模式被翻译和收录到《今昔物语集》时,译文增加了大量较原文更具“指示性意义”或“说明性意义”的添加成分和会话句式,较之一般性训读文体更加细腻生动。透过这种模式,亦可约略窥到日语作为日本民族特有语言所表现出的“具体而微”的民族特性。

另外,对于说话集所引故事中的省略和添加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往往将其当作翻译中出现的现象加以看待和探讨,其实它已超出了单纯的“翻译”概念,应更多从“说话集的编撰与引用”这一视角重新加以审视。因为“说话集”的制作是编撰者要通过对一些零散的“说话”加以编录,以向人们传达某种思想或意图。为了更好地表达这种编撰思想和意图,编撰者有时会有意识地改变或裁剪原本的故事,在其中添加或省略某些叙述。对这样的添加与省略,要与单纯翻译策略方面的添加与省略区分开来,单独加以研究。《今昔物语集》中对于《冥报记》和《三宝感应要略录》等的引用故事中所赋予的大量“话末教训语”现象,就是典型的代表。这种现象有时与说话集的叙事模式不无关联。例如,《冥报记》继承了六朝以来《观世音应验记》等佛教灵验故事集的传统记述方法,在每则故事的篇末,都详细记录了撰者唐临辑录这些故事的原委,其目的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从中亦可看出中国灵验故事集的叙事方略与史书的关联。

《今昔物语集》篇末对于《冥报记》末尾记事的删除,《三国传记》对于《三宝感应要略录》原文叙事的添加性改变等现象,体现出中日短篇故事集文学在叙事模式和叙事策略上的迥异之处,为正确理解中日古典文学表现手法乃至中日文化的表现特征提供了极具特色的范式。

日本说话文学对于中国文献的引用,除了直接引用与翻译的问题之外,还包括非直接引用与故事传承另一层面的问题。对于说话集中难以确认具体出典的中国题材故事,应结合具体作品努力探求故事的传承经纬和流变特征,以此揭示故事传承变异背后的文化背景及其差异。循着这一思路,笔者分别就故事集和同一主题的某一故事或某类故事两个方面作了考证。

《冥报记》在9世纪初被《日本灵异记》仿效之前便在日本列岛广为传播,从奈良、平安以至于中世,说话文学中源自《冥报记》的故事历历在目。《打闻集》和《宇治拾遗物语》中所收录的《冥报记》故事虽不多,但通过将它们与《今昔物语集》中相同内容的故事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冥报记》的传承存在一个“古话层”,即是说,早在12世纪之初《今昔物语集》编撰成书之前,《冥报记》的故事通过不断传承已深度融入日本文化的多重要素,而这些要素共存于这些不同说话集当中的同一故事之中。《今昔物语集》中有两则《冥报记》关联故事就是这样的“古话层”故事,其中的一则更在“古话层”故事基础上,又据《冥报记》前田家系统本作了新的加工,其接受过程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以故事主题为单元的研究,主要就《法华经》灵验故事中的女性信仰故事、唐代玄奘法师西行故事和中国古典音乐故事等在日本说话文学中的传承流变进行了系统考证与分析,探明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在日本古典说话文艺中的接受特点,对于理解中日不同民族的思维习惯和文化特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说话文学对中国古典文献的引用和翻译研究”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编: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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