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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诠释史的纵向梳理与探析

郭素媛  2017年02月28日09: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三国演义》成书至今600多年间,不同时代的或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由于社会环境、人生历程、文化思想、知识结构等不同,对《三国演义》会作出不同诠释,赋予它远远超出其作者原意和文本意义的丰富内涵。600多年的《三国演义》诠释史,既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广大、内涵丰富的《三国演义》存在史,又是一个围绕《三国演义》而形成的时空交错的历史镜像。

明清评点:

开启通俗小说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就目前资料所及,1922年亚东书局出版排印本《三国演义》之前,《三国演义》皆是以评点本面世。那些序跋、注释、眉批、旁批、回评等评点文字曾经与小说文本紧密相依,同时呈现于读者案头。小说评点者先入为主的品评褒贬必定会对小说阅读产生影响,评点者成为《三国演义》传播过程中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的“意见领袖”。

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的序跋强调其“庶几乎史”、与史无违的历史真实性和史传明义的社会价值,其正文中的双行小字注则或为上承史注的音、义、地名注,或为于史有据的补释、释疑,或为与史书声同气应的人物事件评价。其对《三国演义》的定位是“羽翼信史”之通俗史书,这主要与嘉靖初年的“史家小说”观有关。之后,“羽翼信史”被奉为圭臬,成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标准和法则。

余象斗评本为“导愚适俗”之书商型评点。余象斗亦商亦儒的书坊主身份,使他在刊刻评点《三国演义》时兼具商业目的和文人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从而使其刻本尤其是《批评三国志传》兼具商业气息和文人情怀。两者的结合使他的评点更接近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阅读心理和价值观。余象斗《批评三国志传》的商业气息表现为多人评点校对的假象、“评林”体式的创立、小说评点的引入和图书刻印中的广告宣传意识,其文人情怀则表现为谨遵道统、劝惩教化和史外纪事、增广见识。余象斗对《三国演义》的评点是较为贴近普罗大众的来自明代后期的历史回声。明代万历年间,在以余象斗为代表的书坊主的引领之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小说以书坊主通俗小说商业模式开启了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李卓吾评本为嬉笑怒骂之“文人型”评点。首先,与嘉靖壬午本、余象斗评本相比,叶昼的李卓吾评本在小说观念上开始由“史家小说”观向“文家小说”观过渡。在评点中,他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并对虚构情节的精彩之处大加赞赏。其次,受重个体、崇自我的心学思潮影响,叶昼评点《三国演义》时将自己的感觉、体验作为判断、认知的依据,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作出了具有鲜明主观倾向和个性特色的评价,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意识。再次,叶昼狂放不羁、玩世不恭的个性与评点这种文学批评方式结合,使得其对《三国演义》的评点多为悟性多于理性、体验多于理论演绎、直觉大于逻辑的顿悟式感性评点。因此,明代后期,以李卓吾、叶昼等为代表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将小说评点引向更加具有个体生命意识和理论高度的方向。

毛评本为“奇书”、“才子书”之综合型评点。明末清初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点是在小说评点、出版已蔚然成风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当时,“文家小说”的观念趋于明朗,小说作为作家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开始被评论家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进行品鉴赏析,于是,诗文领域的“奇书”、“才子书”之说开始出现在小说领域。毛氏父子将《三国演义》同时誉为“四大奇书第一种”和“第一才子书”,这表达了当时部分文人试图突破正统与卑下、雅与俗的界限来肯定通俗小说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文思才华与通俗小说作为一种独立文体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与文学价值。《三国演义》由民间技艺逐渐走向文人案头,由“导愚适俗”之市井读物逐渐转变为文人有所寄托的“走心”之作,至毛评本成为最富文人色彩的版本。

近代研究:

新的文学观念和学术方法的渗入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认为《三国演义》想象力不足,创造力薄弱,人物形象塑造失败,不会剪裁。胡适的态度偏激,观点多有偏颇,且前后抵牾,甚至与他评论其他小说的观点相矛盾。表面看来,这是胡适以“西洋”文学为榜样,以其取法“西洋”的新文学理论为准绳作出的判断。但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为确立白话文学的正统地位而对作为章回小说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的批评避重就轻,其中的真正原因即语言不是白话和思想愚昧,而是以不太关乎要紧的“文学价值”来批评它。

随着清帝退位和中华民国成立,受西学影响,很多学者投身到中国文学史的编著工作中,以新的文学观念和学术方法来重新审视和梳理中国古代的文学历程。1933年,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统计了自1914年至1932年各类文学史著作共38种。在近代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中,《三国演义》的文学地位逐渐确立。其中,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较早地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解释文学发展规律。真正对《三国演义》文学地位的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著是谢无量的《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和李辰冬的《三国水浒与西游》。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运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理论和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来诠释《三国演义》,认为《三国演义》不是贵族文学而是平民文学,不是文言小说而是明白如话的小说,而且以描写平民革命理想为旨归,规模宏大,人物形象惟妙惟肖,因此,不仅不应受到忽视和否定,而且应该得到重视和肯定。李辰冬《三国水浒与西游》从三国故事的演变、表现的社会意识、艺术造诣三方面对《三国演义》作了系统解读,认为《三国演义》是资产社会的产品,表现的是“资产社会的一般意识”,并针对胡适在《三国演义》序中的三点批评发表了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同时运用西方美学理论,对《三国演义》的成就和价值作了当时最为细致的分析和高度评价。他们对《三国演义》的诠释因为新的哲学思想和美学理论的引入而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

现代诠释:开启开放多元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国演义》的诠释缺少了明清时期小说评点和文人笔记中随感式感悟、批评的个性化精神,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化倾向;《三国演义》的诠释者们也与社会的思想政治运动桴鼓相应,缺少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参与者们的慷慨激昂、探索求变精神。这样就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诠释的角度表现出单一性,研究者们主要从人民性、阶级性等政治角度对《三国演义》进行解读和评价;二是诠释观点表现出一致性和趋同性,人民性是研究者解读和评价《三国演义》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的主要标准。新时期以来,我国各项事业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局面。随着文学观念的新变和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三国演义》诠释开启了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新时代。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三国演义》诠释史研究”负责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责编: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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