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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基金专刊(中国社科报)>>期刊内容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平议

刘玉才  2017年02月13日15: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校勘之学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石,对于儒家经典文本的校勘,更是经学乃至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内容。在写本时代,校订刊正经书文字,即已超越经师授经讲学需求,而承担起正定学术的职能。两汉经今、古文之争后,刊立《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及至唐《开成石经》,无不致力于通过文本校订刊正以确立权威定本。五代冯道据唐石经刻印九经,成为儒家经典刊本之祖。两宋以降,刻本渐繁,但经书文本歧异并未消弭。儒家经典相沿有“五经”、“九经三传”、“十三经”诸说,加之权威注释义疏,蔚为大观。诸经之经注与义疏,原本别行,南宋坊刻本为便利起见,汇合经注、义疏、释文于一书。南宋之后,十三经的组合方式,经、注、疏、释文的文本结构,逐渐形成固定搭配,并成为士人阅读的最基本文献,影响深远。然而由于经疏文字率而搭配,章节分合、长短无定,而且相互迁就改易,又人为造成经典文本的混淆。宋版诸经注疏在宋元明三朝不断刷印,但后印本多有补板、修板,字迹漶漫,明代又据之翻刻为闽本、监本、毛本诸本,文本讹误更甚。清康乾以降,考据之学兴起,校订经书文字渐成风尚,而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的校勘成果引进之后,亦颇为中土学人所推重。惠栋、卢文弨、浦镗诸儒可谓开风气之先,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等踵行其后。阮元在此学术氛围影响之下,于嘉庆初年出任浙江学政、巡抚期间,邀集江浙学人编纂《经籍纂诂》,创建“诂经精舍”,并组织汇校《十三经注疏》,纂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后世誉为清儒经典校勘集大成之作。

据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记载,阮元设立“十三经局”,延客校勘《十三经注疏》,约始于嘉庆六年。主其事者段玉裁,分任其事者有臧庸、顾广圻、徐养源、洪震煊、严杰、孙同元、李锐等人。各人因情况有别,实际参与的时间和程度并不一致。《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后期的补校、审订,及至最后刊刻成书,当以严杰出力最多。今存《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的补校部分,多为严杰的手迹,足见一斑。此外,徐养源或参与其事较久,因迟至嘉庆二十一年印行《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进呈本,分校《仪礼注疏》尚有较多与之相关的内容增补。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纂修流程,文献记载无多,幸赖国家图书馆近年入藏李锐分校《周易注疏校勘记》的稿本和誊清本,据云得自阮氏后人家藏,可以略窥一二。李锐,嘉庆初年应阮元之聘,先从事《经籍纂诂》和《畴人传》的纂修编辑,后参与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分任《周易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及《孟子注疏》三书校勘之役。国家图书馆所存《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经与同馆藏李锐《观妙居日记》原稿本比对笔迹,当属李锐手稿。据《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誊清本和刻本提供的信息综合分析,其纂刊流程可作如下推测:(一)分任者李锐完成对校初稿并作自我修订;(二)严杰校补调整;(三)阮元批校;(四)誊清成稿;(五)孙同元复核,并有少量增补;(六)严杰校订(或与段玉裁同校);(七)刊刻成书(刊本校样仍有少量增补)。故诸经校勘虽未必如阮元所云“授经分校,复加亲勘”,但是校经、补校、审订、复核,存在相对严格的流程,有助于提高校勘水平。此外,从稿本到刻本,文字内容甚至文本结构都有更动,而这些变化背后寓含有丰富的学术信息。

阮元广罗善本,延纳学界精英,纂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堪称经典文本校订的典范之作,迄今恐尚无出其右者。阮元自矜为“我大清朝之《经典释文》也”。“校勘记”刊行之后,颇为学界所重。清焦循有评价曰:“群经之刻,讹缺不明。校以众本,审订独精。于说经者,馈以法程。”(《雕菰楼集》卷六)日本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亦云:“清儒校勘之书颇多,然其惠后学,无若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凡志儒学者,无不藏十三经;读注疏者,必并看校勘记,是学者不可一日无之书也。”阮校的优长之处,约略有三。

首先是广罗善本,备列异同。根据全书凡例,《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以宋版十行本为主,与其他宋版诸本以及明刊注疏本(闽、监、毛)进行对校,又以《经典释文》、唐宋石经以及各经注本作为经注文字的校勘材料。此外,《十三经注疏正字》《七经孟子考文》以及各种经解著作亦在参考文献之列。阮校之前,无论宋儒毛居正、岳珂、张淳校经,还是山井鼎《考文》、浦镗《正字》,不惟规模有限,参校版本亦屈指可数。而阮元借助地位之便,又有学界精英协力,得以博采唐石经、宋元善本、明刊旧钞,以及当代通行本,施以详尽对勘,备列诸本异同,在校勘规模和采纳文献数量方面,确可称前无古人。

其次,校勘理念先进,方法全面。山井鼎、卢文弨已经揭示“经注”、“义疏”、“释文”原本别行的文献实际。卢文弨指出,浦镗《正字》对于古书的层次构成缺乏基本区分,段玉裁则更进一步提出“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之说。“校勘记”正是遵此文献理念,在以注校经、以疏校经注的同时,不妄改文字,充分考虑并区分文本的历史层次。《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校诸本,不仅备列文本异文,还详细记录卷题形式、提行缩格以及文字磨改、剜挤、剜改、补刊之类版刻信息,这对辨析文本源流,鉴定版本,校订经、注、疏、释文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脱、衍、倒,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校勘方法亦颇为全面。山井鼎《考文》多依赖对校,对于诸本皆误的情况缺少按断。浦镗《正字》则因所据版本无几,故校语多误作、当作、疑作之类,颇有疑所不当疑、以不误为误之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弥补了《考文》《正字》的缺陷,校勘方法虽仍以对校为主,但同时注重以注校经,以疏校经注,及注文前后互校,并旁取他书引据,广泛使用本校和他校之法。对于诸本皆误,且无他书可证者,则引证文献或援据注疏体例,加以考订,且多有不刊之论,堪称清儒理校成果之典范。

再次,学术考订成果丰硕。《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编纂正值乾嘉学术鼎盛之时,故得以广泛汲取汇辑汉唐古注、校订经书文字的成果,可谓取精用弘,博考详辨。以《周礼注疏校勘记》为例,总计罗列5821条校记,不仅征引历代文献遍及四部,还列述清儒惠士奇、惠栋、戴震、臧琳、段玉裁、孙志祖、卢文弨、程瑶田、沈彤、方苞等十余人的考订成果,并施以辨析取舍。“校勘记”参考清儒成果,意图集思广益令校勘工作更加详备,而其间辨析取舍则不仅体现校勘者的理念,同时亦透露出清儒成果的传播与影响幅度,可略窥当时学界样貌。校勘记引述的清儒校经成果,许多并未成书流传,故还有保存文献之功。

当然,诚如前贤批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亦存在相当程度的局限与缺失,且与上述优长之处长短互现。“校勘记”以备列版本取胜,但实际参校版本仍颇有缺失。其中既有因存藏所限无缘利用者,也有因不明刊刻源流而忽视者。各经卷首所列引据各本目录,亦不乏与实际采用版本不符或转引他人校本者。以“校勘记”所用底本而论,凡例称《周易》等十经以宋版十行本为据,实际情况与此并不相符。阮元所谓宋版十行本,学界已倾向只是元刊补修本,且并非注疏萃刻之祖本。各经引据参校本多寡不一,缺失情况或与分校者文献功力相关。如《孟子注疏校勘记》引据14种校本,不惟遗漏了重要的宋本,且直接目验者仅有7种,另外7种则或据前人校勘学著作,或据他人校本,可靠程度自然大打折扣。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凡例”虽云“授经分校,复加亲勘”,校勘亦有相对严格的流程,但诸经参校采摭,实际是各自为政,故成品水平因分校者学术态度、文献功力而异,体例风格亦存在较大差别。总体而言,顾广圻、严杰、洪震煊分校诸经质量较好。“校勘记”采录前人成果,亦不甚严谨。如臧庸的校语多用前人校本,但往往不言出处,致使未列引据各本目录的校本出现在校语中,徒增困惑。《左传注疏校勘记》与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存在明显承袭关系,陈书既为“校勘记”提供了基本思路,也提供了大量的校勘事例和他人成果,但只有部分被校勘记标记出来,更多的内容未加注明,需要比照二书才能发现。

正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自身存在缺失,故在其流传之后,不断有补订之作。其中如汪文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刘承干《周易单疏校勘记》,日本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吉川幸次郎《尚书正义定本附校勘记》、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常盘井贤十《宋本礼记疏校记》等都对阮校颇多补订增益。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

(责编: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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