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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春:”英国浪漫主义研究:理论、方法与反思

  2016年12月08日10: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英国浪漫主义研究:理论、方法与反思

张旭春

“文学研究”基本上可分为品评——鉴赏式批评和理论、方法论批评两种。在西方,“品评”最早由英国18世纪文人或新闻记者开创,他们为《旁观者》等大众通俗杂志撰稿。辛普森指出,这种凭借个人才气的鉴赏式和直觉性文学批评写作的特征,就是不刻意遵从任何外在理论范式和哲学模式,也即没有所谓“方法论的自觉意识”。一旦文学研究者在解读作品时具有自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文学研究就进入了理论化时代。所谓“理论”指的是批评家“在某种明晰的原则或规范指导下进行文学批评或文学阅读”。在具有理论意识的文学批评家看来,所有学科的文学批评都应遵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展开,反之亦然。在此批评实践过程中,文学批评家们能够支撑、批驳甚至构建出某种新的文学理论。当文学研究全面理论化后,它便成为现代大学的一门专业化学科。英国近两百年的浪漫主义文学研究史,生动体现了这两种“文学研究”的变迁。

英国浪漫主义的

学术定位

“英国浪漫主义批评”肇始于英国浪漫派诗人的自我评价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品评,经由19世纪初浪漫派同代批评家和维多利亚时代批评家的推进,至20世纪上半叶基本成型。这个时期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主要体现为品评—鉴赏式阅读,穆勒(John Stuart Mill)对华兹华斯诗歌的欣赏便是这种批判的典型代表。品评—鉴赏式阅读虽然不时闪烁着个人的灵气、才气和文学感知品位,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即深刻不够、格局小气,无法追问回答更为宏大深刻的问题。直至20世纪上半叶,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和韦勒克(René Wellek)两位学者开始自觉尝试进而正式开辟了学术意义上的20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研究。

1923年,洛夫乔伊发表文章《论浪漫主义的定义区分》,列举了大量关于浪漫主义的不同定义并得出结论“‘浪漫’这个词已被用来指涉太多的现象,以至于它自己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它已经丧失了一个语言符号所能够发挥的全部功能……。对浪漫主义的任何研究都首先清楚地意识到浪漫主义的复数性和浪漫心智的多元复杂性”。

针对洛夫乔伊的观点,韦勒克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在《文学史中的“浪漫主义”观念》一文中,他提出,在定义浪漫主义问题上,人们不应纠结于“绝对的唯名论”,而应注意浪漫主义运动的“理论主张、哲学思想、创作风格”等方面所构成的“统一性”,它们“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一个互为协调的观念体系”。韦勒克认为,浪漫主义虽然在欧洲各国以及各个作家的创作中千差万别,但的确存在着某种洛夫乔伊所怀疑的“最小公分母”,即“诗歌创作问题上的想象论,世界观问题上的自然论,诗歌风格的象征论和神话论”。

应该指出的是,英语并非韦勒克的母语,韦勒克更不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专家,他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阅读很难说是全面而深入的,因此他所抓住的这三个问题和他所列举的例子都有很大的简单化倾向。但正因其简明扼要,才对后来许多有关浪漫主义文学的教科书编写和大学课堂教学起到很大的指导作用。在我国,对于浪漫主义的认识至今仍然局限在韦勒克的“三点论”范围之内,以至于国内有些学者甚至将韦勒克模式借来套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思潮,更是显得方枘圆凿、左支右绌、漏洞百出。

虽然韦勒克模式在大学课堂影响很大,但事实上,随着新批评尤其是二战后各种新文论流派的出现,英国浪漫主义研究基本上还是沿着洛夫乔伊“复数的浪漫主义”路线推进的:20世纪风起云涌的各种理论范式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提供了多种研究方法和切入的视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发展为一个体系独立、资源丰富的学术领域。也就是说,从新批评开始,英国浪漫主义研究正式进入了理论自觉的学院派研究阶段。

英国浪漫主义的

思想资源

仔细梳理这个学术领域,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借助于新理论范式的深刻洞察力,英国浪漫主义经典文学作品多元而复杂的面相将得到全方位的揭示(即辛普森所说的文学理论指导文学批评实践),如新批评对浪漫主义诗歌悖论——反讽语言的揭示,神话—原型—《圣经》批评对浪漫主义与启示论思想纠结的探索,解构主义批评对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语言与意识三者复杂纠缠关系的洞悉,女性主义批评对“沉默的多罗茜”问题的思考,新历史主义对华兹华斯诗歌创作背后“政治置换策略”的挖掘,生态批评对华兹华斯《湖区指南》一书的发现和解读,以及对雪莱素食主义思想和日常生活实践的考证,后殖民主义对英国浪漫主义东方风的研究等;另一方面,20世纪西方文论的多种流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英国浪漫主义经典文学研究的产物(即辛普森所说的批评实践催生元理论的建构),如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他在《可怕的对称》一书中对布莱克的解读,德·曼的解构主义思想并非先入为主的理论假设,而是他对华兹华斯、荷尔德林和卢梭等浪漫主义作家批评实践的产物,麦克干、列文森和辛普森等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产生于他们对华兹华斯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贝特和莫顿的生态批评理论则是源于对以华兹华斯和雪莱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生态思想资源的思考。

然而,在对“20世纪西方文论与英国浪漫主义研究”这个学术资源的清理过程中,我们也强烈感受到,貌似深刻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也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即各种批评范式之间的强烈排他性、内在研究(语言—形式研究)和外在研究(历史、社会、政治)的互斥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任意诠释、过度诠释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陈寅恪先生开创的“文史互证”方法显示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研究方法论独有的解释力和科学性——“古典”与“今典”的结合、批评过程中“了解之同情”的运用等“文史互证”所包含的具体批评方法,将卷宗勾陈与诗意想象、史料考辨与审美沉思完美结合起来,既科学有效地诠释作品的意义,又为枯燥的文学批评注入鲜活的生命感。最重要的是,“文史互证”方法为文学诠释活动建立起不可逾越的围栏,防止了普遍存在于西方文学批评中任意诠释和过度诠释问题。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未来的新方向将是继续借鉴消化西方批评理论之长,同时又要注重挖掘继承我国传统批评方法中的宝贵资源,并将两者完美融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理论。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与英国浪漫主义研究”负责人、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

(责编:李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