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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学者传真

吴林伯:一位纯粹的学者

方铭  2016年10月28日08:20  来源:光明日报

  吴林伯先生在读报 光明图片

  吴林伯先生参观文心雕龙研究资料陈列馆并与陪同人员合影 光明图片

  吴林伯先生与夫人 光明图片

  吴林伯先生一生追求,唯有学问二字。教导门人弟子说,“为山不亏一篑,穷理止诸自足”,宜“以高度韧性自励”,“非议再多,坚定不移;处境再窘,坚定不移;工作再忙,坚定不移;困难再大,坚定不移;成绩再好,坚定不移”。吴先生这样教导我们众弟子,而他更是身体力行。吴先生治学,精益求精,坚韧不拔。《文心雕龙义疏》是吴先生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代表著作,从撰写到成书前后40余年,成书以后,又不断更易。吴先生在《文心雕龙字义疏证·自序》中说:“余齿在志学,便治《文心》,春秋非懈,但欲习其俪辞而已。迨入本师马一浮先生之门,朝夕亲承音旨,始知五十之篇,允为论文之作。于是请益问难,载历寒暑。虽謏闻陋见,未能知类通达,而简练揣摩,要亦粗识微言;重以古、今旧说,义多不惬,唯恐是非无正,使天下学者疑;故搦笔和墨,撰述《义疏》,历四十二年而定。”又在《文心雕龙义疏·自序》中说:“余撰《义疏》,屡移寒暑,熔意练词,不知所裁,常恐酱瓿之讥;然知难而进,旧典攸昭,妙识所难,其易将至,先难后获,自然之数也。且不远千里,择师而事,终入马先生之门,执贽请为弟子,亲承音旨,不同研味遗言,探赜索隐,日不暇给、知至至之,欲与几也。夫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怿方美,简练揣摩,恒久未已,若仲尼、伯玉之化,心向往之,去故取新,知进而不知退,旁通发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始是而卒非,春秋匪解,俾学有辑熙于光明。”《文心雕龙义疏》撰写的甘苦,正是吴先生一向坚持的学术态度和学术良心。

  吴先生恪守马一浮先生治学的一贯,强调从经学入手,而守专门之学。吴先生在《论语发微·自序》中说:“昔仲尼通治六经,自以熟知其故,并应机授教,语高而旨深;凡教育、政事、伦理、文学诸科,靡不毕具,包蕴可谓宏富矣。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因名之曰《论语》。学者当先求之,庶几能明六经指归。”吴先生自云二十余岁开始往来于川、湘、京、沪、齐、鲁间,即首钻《论语》,《论语发微》即为吴先生一生钻研《论语》的总结,该书对《论语》中前人时贤所未发掘之义理训诂给予训释,切实做到了不剿说、不雷同,唯是是非非而已。吴先生曾著文回忆马一浮先生的教诲,提及马一浮先生谈论专门之学的重要,说:“学问之道,贵以专耳。惟专然后能集中精力,钻研一点,深造自得;泛览无归,劳而少功。乃如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之徒,皆专攻辞赋;孔安国、服虔、包咸、郑玄、马融之属,皆专攻经术。以其专心致志,切磋琢磨,众隐尽变,故斐然成章,蜚声翰林,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吴先生受马一浮先生启发,而选定《文心雕龙》为自己终身专攻,《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中又说:“西京经生,特重于专,其治《毛诗》,则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专之至也。陋儒记诵漫漶,博而不专,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所不能也。”自吴先生选定《文心雕龙》作为研究对象,从此,紧紧围绕着《文心雕龙》这个题目,遍考先秦汉魏六朝载籍,无所不读,并深入研究,因而能深入理解《文心雕龙》这部有关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理论的伟大著作的精粹,而取得重大成绩。

  吴先生崇尚《汉书·儒林传》所谓“朴学”传统,而谓“朴学”,即“实事求是”之学。吴先生特别强调《汉书·景十三王传》中河间献王刘德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吴先生尝撰有《简论两汉之学风》一文,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还未曾刊布,曾以书稿示我,命我诵习,我曾手抄一遍。吴先生以为,“‘朴’之言实,实则不浮,云胡为实?曰上山采铜,下井取矿,作文必读文,著书必读书,自感性到理性,由个体至总体,过此以往,语不虚设,春发其华,秋登其实,充盈而有光辉。且书不范围于文字,自然、社会,亦皆书也。读之未遍,妄下雌黄,纰缪差失,见笑大方之家”。吴先生又说,“不读书而能研究著述者,盖有之矣,余未之闻也”。《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回忆马一浮先生教学生读书法,“则开具群籍,兼经、史、子、集,并以六合之内,亦是一部大书,不可不读。不独破万卷,下笔难以入神”。

  吴先生信守《易·乾·文言》之言曰:“君子进德修业。”马一浮之《泰和宜山会语》有《君子小人之辨》,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教人成为君子,而马一浮先生言君子小人之区别,一言而蔽之,曰:“君子、小人之用心其不同如此,充类以言之,只是仁与不仁,公与私之辨而已。”“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古今言君子、小人之区别,未有如马一浮先生之深切著明,而又能得孔子之精核者也。《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记载,1957年春,马一浮先生至曲阜阙里朝孔,吴先生与同门高赞非请见,马一浮先生说:“读书之道无他,求其反身修德,惩忿窒欲,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履而行之,荀卿所谓‘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者也。”先生因此明白“读书必改变气质,非徒记其文句以为谈资耳”。吴先生执君子之业,守君子之道,以人为善,不与人为恶。善修容仪,不内顾,不亲指,不厉言厉色,泰然庄严。博览古今,淡漠名利,不趋炎不附势,不与世俗名利之徒往来。见诸弟子,庄严持重,偶有莞尔一笑。众弟子称呼吴先生必曰“先生”,不可称“老师”。吴先生与弟子告别,弟子鞠躬,吴先生也必定以鞠躬还礼,俯仰优雅从容。

  吴先生在生活上极其节俭,但是,对学问却永远不满足。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成书后,除部分公开刊布外,另有油印本行世,作为武汉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颇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1984年《光明日报》曾有专版介绍吴先生的研究成果。吴先生在《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中说他完成《文心雕龙义疏》以后,“为时流谬许,余以天道恶盈,不自满假,尽力而为,功庸弗怠”,“昔仲尼俛焉孳孳,锲而不舍,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学然后知不足;先生(指马一浮先生)守范善道,至老不倦,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余师范贤圣,亦将行年七十而七十化,匡误正俗,恒久以求真是”。因为吴先生读书著述,有高尚之目的,所以,《文心雕龙义疏·自序》说:“不惧我书与粪土同损,烟烬俱灭;亦不冀君山复出,以为绝伦必传,好学修古,实事求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吴先生治学,强调学术创新的价值,并把创新和恪守师法结合起来。先生多次提到熊十力先生和欧阳竟无大师的师生之争,熊十力先生是欧阳竟无大师的入室弟子,但是著《新唯识论》,与老师的意见相左,但不影响熊十力先生对欧阳大师的尊师感情。类似的例子,先生还举刘向、刘歆父子为例,刘向是今文学者,而刘歆则服膺古文学。吴先生认为,这种区别,不是背叛,而是追求真理,推动学术进步。吴先生在《马先生学行述闻并赞》中论述创新的重要时指出:“夫鼎以去故,革以取新,革而应人,大亨以正,四时成而文明说,革之为义大矣哉。”

  吴先生一生手不释卷,每读书,必于书中留白处留下批注,为了便于批注,先生所购书,多为线装书,多次诵读,每有新见,则加新批注,有修改,则换一种墨水。翻开吴先生的藏书,五颜六色的批注扑面而来,而宣纸的不渗透的优点就显示出来了。到了晚年,吴先生才开始整理批注,誊抄在稿纸之上。20世纪中期以后,批判传统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气,使吴先生的读书习惯受到极大威胁。“文革”期间,据说有领导拿着吴先生的手稿讥笑,“文革”后,吴先生任教于武汉大学,因不喜与俗人周旋,被嘲笑为“冬烘先生”,也有人认为吴先生的学术方法过时了,但吴先生坚定不移,泰然如常。

  吴先生对现实社会之权势人情,异常隔膜,但时事改易,人心叵测,吴先生一生坎坷,却仍始终不改志士气质,高尚其志。吴先生生前家中厅堂之上,高悬马一浮先生画像,每至忌日,必作礼拜,数十年不辍,而对门人弟子,时时牵挂。吴先生一生的行止,以及对先生和弟子的情怀,秉持了中国传统士人的气概。吴先生去世之后,近些年,人们逐渐注意到了吴先生的治学方法的价值和学术成就的影响,吴先生在九泉之下,或许可以欣慰了。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

(责编:李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