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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学者传真

朱光潜学术人生的通达与执着

李陈续 陈鹏  2016年09月08日08:30  来源:光明日报

  朱光潜生于1897年,逝于1986年,九秩人生横跨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大历史时期,其六十多年学术旅程也和中国现代史一样,跌宕起伏,岁月峥嵘。读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现代美学史,不论沙尘蔽日之际,还是云灿星辉之时,朱光潜任凭风云变幻,坚守美学领地,开疆拓土,深耕细作,从未流于偏激,却处学术先锋,其披荆斩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仿佛屹立万里波涛中的航标灯塔,导引中国现代美学巨轮破浪前行。

  文言与白话的藕断丝连

  朱光潜出生在激荡清朝文坛两百余年的“桐城派”的故乡,也是一户历代书香之家的子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朱光潜正在英国人主办的香港大学教育系读书。他接触到《新青年》等报刊宣传的新思想,心灵深处引起强烈震撼。他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里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

  我是旧式教育培养起来的,脑里被旧式教育所灌输的那些固定观念,全是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目标。好比一个商人,库里藏着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一大堆钞票,方自以为富足,一夜睡过来,满世界人都宣传那些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你想我心里服不服?

  最使他不服气,乃至痛心疾首的,是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这不仅因为他写得一手好文言,多年练就的一技之长将会变成无用之功;还因为提倡白话文的新派学者,猛力攻击桐城派古文及其代表作家,这对作为桐城派后裔的朱光潜来说,理智上难以接受,感情上更受伤害。陈独秀在那篇名响一时的《文学革命论》中,就将朱先生所尊崇的精神益师“归方刘姚”(归有光、方苞、刘大魁、姚鼐),打入“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的“十八妖魔”之列。钱玄同更是把桐城文派直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对于这种无异于挖桐城人祖坟的偏激之言,朱光潜自然愤慨异常。他说:

  尤其文言文要改成白话文一点,于我更有切肤之痛。当时很多遗老遗少都和我处在同样的境遇。他们咒骂过,我也跟着咒骂过。《新青年》发表的吴敬斋的那封信虽不是我写的(天知道那是谁写的,我祝福他的在天之灵),却大致能表现当时我的感想和情绪。

  一种语言负载着一种文化。它对于深深浸泡其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决不仅仅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文字工具,而是其心灵得到慰藉,情感赖以寄托的精神家园。

  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迫于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于1920年1月通令将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一律改为语体文,同年4月又规定凡过去编的文言文教科书到1922年以后一律废止。此后,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步被白话文教材所代替,各种报刊更是争相使用白话文,以示跟上时代前进之脚步。至此,白话潮流,浩浩荡荡,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势头,每个用惯了文言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压力。

(责编:李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