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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国:补正史之亡 裨掌故之阙—— 《全宋笔记》编纂札记

  2016年02月03日15:24  

有关“笔记”的涵义,学术界看法不一。古代笔记原是指没有一定体例、信笔札录的一种文体。我们认为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古人随笔记录,意到即书,常常“每闻一说,旋即笔记”,具有叙事纷杂的特性。从写作体例来看,宋代笔记随事札录,不拘一格,作品名称与“笔”相关的有笔记、笔录、笔说、试笔、笔谈、随笔、漫笔、余笔、笔志、笔衡等,这些名称无不体现了宋人笔记随笔记事的特性,有别于正史的严肃划一,亦别于志怪传奇的天马行空;从内容看,涉及典制、历史、文学、民俗、宗教、科技、文化等,芜杂和包罗万象乃是其最大特色。凡题材专一,体系结构紧密的专集,虽亦有逐条叙事者,则已非随笔之属,如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此外,纯粹的传奇志怪小说作品,与我们界定的笔记属性相去甚远,故皆不予收录。

宋以前“笔记”无统一

划分标准

中国古代目录分类中并没有笔记一说,目录学家们通常把那些随笔而记的作品归入小说家、杂家或杂说类,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如宋代著名笔记《杨文公谈苑》、《玉壶清话》、《梦溪笔谈》、《东斋纪事》、《龙川略志》,在晁公武、陈振孙的目录书中都被列入小说家。宋人笔记源流实出于古小说。《隋书·经籍志二》云“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刘知几曰“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对小说涵义稍稍作了修正,增加了“偏记”之说,将偏记小说的社会内涵与资史作用揭示得一清二楚。欧阳修认为“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干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视小说为存史之别体,与正史分别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宋代笔记事实上承续了汉唐以来小说的内涵而有所发展。后人评论唐代的小说多落魄失意之人为之,“子虚乌有,美而不信”,而云宋小说“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又如《曲洧旧闻》、《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皆列之于小说家,内杂神怪谐谑,“多记当时祖宗盛德及诸名臣言行,而于王安石之变法、蔡京之绍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详”,四库馆臣论云:“盖意在申明北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深于史事有补,实非小说家流也。”宋代的史家十分重视笔记(当时所谓的小说)的价值,北宋的宋庠把偏记小说作为修订新唐书的重要史源,南宋的李焘在其名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颇多引用《湘山野录》、《杨文公谈苑》、《东斋纪事》等笔记。

宋“笔记”问世后蕴含丰富信息

自宋代宋祁的《宋景文笔记》问世后,宋代以“笔记”冠名的作品便多起来了。宋士大夫公余闲暇,在信笔札录所见所闻的同时,也记录或创作一些趣味性的故事,这就使得琐言、佚事、典制、杂记、故事常杂集于一篇作品中,甚或亦有志怪传奇厕身其间,这些志怪传奇反映了当时人的宗教信仰观。笔者此次收录的《夷坚志》是一部笔记体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宋代社会信息,涵盖社会各个方面,是宋代社会史研究的资料渊薮,向为治史者所重视。其所叙鬼神,体近传奇,虽以鬼神因果报应故事为多,然也不乏名物典章、社会风俗之真实记载。《夷坚丁志》卷十七《瑠璃瓶》记载了宋徽宗时期民间锡匠运用水银“柔而重”的特性,巧镶金箔于瑠璃瓶内胆的高超手工技艺。又《夷坚支乙》卷四《优伶箴戏》记载了几则优伶不畏权贵、用舞台语言讥讽时政的真实故事。这些作品符合“与正史参行”的偏记小说之属性,正如陆游所论:“岂惟堪史补,端足擅文豪。”

自唐创传奇小说,古代所谓小说的涵义逐渐发生变化。南宋史绳祖撰《学斋占毕》,将笔记与小说并提,反映了笔记在宋代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与小说有分道扬镳之趋势。笔者之所以没用“小说”来命名所整理的总集,用意在于避免与明代以后通俗小说的概念相混淆,也没取“笔记小说”为名,那样会把笔记当成限制性定语来修饰小说,仍给人以小说为主的感觉,不能真实反映宋代笔记文体的面貌。这两种名称都不足以涵盖笔者整理的笔记总集所蕴含的内容和时代意义。

《全宋笔记》收录内容较有限

《全宋笔记》所收以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为限,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不收。但存有节本如《说郛》所摘录者,则收之。整部笔记已亡佚,虽有遗文散见于他书,因整理的工作量太大而作了调整,这次不予收录。传世的宋人文集中,不乏笔记体作品,原则上只收单行之宋人专著,这与《全宋文》不收宋人文集外单行之宋人专著的做法刚好错开,避免了重复整理。

宋代笔记经千百年来的辗转传刻,版本混杂,真伪不一,有同书异名者,如江休复《江邻几杂志》又名《嘉祐杂志》,李邦献《省心杂言》又名《省心录》;亦有同名异书,如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与吴宏的《独醒杂志》。有不少笔记系全抄同一作者他书而成者,如张邦基《汴都平康记》摘自《墨庄漫录》,赵彦卫《东巡记》、《御塞行程》摘自《云麓漫抄》,吴曾《辨误录》摘自《能改斋漫录》,洪迈《对雨编》摘自《容斋随笔》,程大昌《程氏则古》摘自《考古编》,周必大《庐山录》、《九华山录》摘自《泛舟游山录》。有些笔记先已成书,后为他人所撰之书收录者,如《乙酉泗州录》、《己酉避乱录》全文收录于《挥麈录》。亦有笔记全抄他人笔记者:托名陶谷撰《蕉窗杂记》系截取《清异录》而成,托名杨万里撰《诚斋挥麈录》抄自《挥麈录》。亦有不少系伪书,丘昶《宾朋宴语》、章望之《延漏录》、滕康《翰墨丛记》、徐慥《漫笑録》等,据李裕民先生考订,皆伪作。这些笔记,均不在此次收录整理之列。

有些笔记或因作者生平不详,或因佚名,很难考订真伪,陈尚君先生曾撰文就《全宋诗》、《全宋文》没有收录阙名和世次不明者的作品而感到遗憾,认为缺一“尾巴”。笔者在编纂整理过程中,也发现有不少笔记作者佚名,如《东南纪闻》、《咸淳遗事》、《昭忠录》、《五色线》、《荻楼杂抄》、《灯下闲谈》、《灌畦暇语》、《碧湖杂记》、《真率笔记》等,内容虽记宋代之事,然有些目前尚无确凿证据为宋人所作,有些存在争议,姑且收录,为《全宋笔记》留一“尾巴”。至于是否有误,还望学界同仁给予指正。

《全宋笔记》的编纂整理仅仅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接下来,诚如傅璇琮先生所言,要在此基础上从文史结合的角度对笔记的史料价值和文化涵义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宋笔记》编纂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责编: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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