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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惜分:“我唯一的标准是学术标准”

姚晓丹  2016年01月11日16:10  来源:光明日报

  甘惜分资料图片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引吭高歌和摇旗呐喊,却也难于沉默不语,生就一副犟脾气,继续着自己的追求……

  用一个世纪的风雨,甘惜分收获了一个称谓——新中国新闻学奠基人。100年只是一瞬,但新中国新闻学却由此发端,并蓬勃发展,指引着时代忠实的记录者。

  他的故事,也是新闻学的故事。1916年,甘惜分出生在四川省邻水县。他是孤儿,由大哥带大,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深造,来到乡村小学教书。为了多读书,他加入了当地的秘密读书会,却由此接触到进步思想,“每次去,都如同经受了一次革命洗礼”。1938年,他终于来到延安并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个转折”。

  1945年,甘惜分担任新华社绥蒙分社记者。“当记者是我很久远的一个愿望,以邹韬奋为首的进步报刊过去曾给过我很大鼓舞,我就想做邹韬奋式的人物,当个新闻记者,现在圆梦了。”甘惜分在自传中这样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甘惜分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的教员,任务是讲授新闻理论。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甘惜分再也没有离开人大校园。

  甘惜分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告诉记者:“那是段百废待兴的日子,当时,莫斯科大学对口支援人民大学,他们的专业也复制过来。当时没有新闻学理论教材,只有苏联高级党校编写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苏维埃新闻的理论和实践》。这本书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史料,只总结了描述性的几条原则,如‘党性、思想性、战斗性’等。理论上基本是空白。甘老师从自己的讲义和经历出发,开创了新中国新闻学体系,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新闻理论著作《新闻理论基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本书是新闻学子和宣传干部的必备教材。之后的新闻理论著作,都是基于甘老的理论框架写就的。之后,甘老师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新闻学大辞典》,此前学界没有新闻学的工具书。”

  在60多年的教书生涯里,甘惜分带出了10位博士生,有新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也有唯一的女性学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燕南。

  在学生眼中,他是个要求严格的长者。刘燕南记得,甘老师对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唯一的标准是学术标准。”当时甘老师近80岁了,每周三学校例会也是老师定期测试的时间:“又读了什么书、有哪些思考、有什么进益,是必问的,每次我都很紧张。老师总要求我们终身学习、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我记得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甘老师把我的论文复印了很多份,每个师兄都有一份,征求每个人的意见,让我从中梳理出自己的研究主线。”

  喻国明记得,自己和甘老师的初见是从“泼冷水”开始的,“你文章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你不说我还明白,越说我越糊涂。一个研究传播的人却不能把话说得让人明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他的学生都成为各自领域的骨干。而他的学生们,每年有两个“法定”看望老师的日子,每年元旦和4月17日老师生日。老师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和殷殷希望。“他不太关注生活细节,总是告诉我们要抓大问题,把生活恩怨等小节放在一边,‘一个人精力有限,要用有限的精力做更有用的事情’。他曾经受过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对这些毫无所求,只专注学术。也许这是他长寿的秘诀。”喻国明说。

  他和学生们最后的相聚在8天前。“那天他精神很好,一见面就叫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刘燕南说。

  “他仍风趣幽默,说我的眼睛胖得剩下一条线,说刘燕南还是那么漂亮。仍对我们严格要求,让我们每人每年都要出一本有分量的著作。”喻国明说。

  而甘惜分老师,在几天后飘然远去了,就像他多年前曾不告而别,离开家人投奔延安一样,这次仍是没有征兆的。但他的著作影响了一个时代,他的名字将记入新中国的新闻史,让后来者追思。

  (本报北京1月9日电 本报记者 姚晓丹)

(责编:李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