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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与现实关注

  2015年08月05日10:12  

[摘要]思想史研究是一门认识学科,认识的起点在于认识历史,而目的则是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思想史研究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可能的前提,是古代思想家与我们有着相同的道德诉求,如何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是人类恒久的思想主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遵循历史主义方法的同时,也应该有充分的现实关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避免复古主义倾向。

[关键词]政治思想史;历史主义;现实关注;复古主义

唐代刘知几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刘知几传》)这句话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治史之难。治史难,治中国政治思想史尤难,这是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而对话的另一方事实上早已作古,因此,这场对话实际上就是我们理解前人的思想学说的过程,对话的质量也在根本上取决于研究者本身。尽管在常识上我们把思想的历史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历史主义方法显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必须坚持的方法,但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意义而不是复原历史事实,这里所说的“意义”,不仅仅是“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历史时期的思想家的思想学说之于现时代的意义。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遵循历史主义方法的同时,必须有充分的现实关注。

一、历史主义方法之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一般认为,历史主义方法就是通过社会历史环境及其发展变化去考察对象的方法,历史主义方法的精髓是注重特定的历史条件对于考察对象的影响以及事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特点及其成因。这一方法无疑适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而且是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方法。

不过,应该说明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一般意义的历史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物质文明累积过程为对象的历史研究,史实考证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很多时候,文物发现与考证、历史事件的还原,甚至对历史掌故的叙述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可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这一类的工作虽然不是不重要,但却不是研究的主要任务。虽然有些时候也需要对某些历史事实加以考证,但这项工作只能成为思想史研究的背景资料。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每一历史时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加以阐释。

我认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遵循历史主义方法,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把历史时期思想家的思想学说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来认识。

在思想的历史上,决定思想进程及其内涵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二是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两者之中,前者显然要重要得多。在任何历史时代,思想都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反映。思想家所生活的社会历史时代,将在终极的意义上限定他们的思想视野和感受生活的方式,最终,也将决定思想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体认社会生活的结果。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时代的思想家提出的政治、经济主张,大都来自于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实际感受。如果说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是一项发现意义的工作,这个意义首先就是思想的历史意义,而历史意义只能从思想家的认识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实际的联系中才能被发现和理解。通过这种联系,我们才能够知道,以往的思想家对优良社会生活的追求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反差,他们又在怎样的程度为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辩解和批判。我们才能够真实地理解到,每一历史时代流行的思想学说,如何规范、支持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过程,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后果。如此看来,对社会历史环境的理解是思想史研究必需的前提。

其次,在思想史研究中,应该把每一历史时代的思想家还原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整体进程中加以认识和理解。

思想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与中国古代社会相应,中国政治思想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过程基本是一致的。在根本上说,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演进、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概括地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萌发于商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中,自此以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历史环境和知识背景的变化悉悉相关,于是,便有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两宋以后的理学、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清代乾嘉时期的朴学以及鸦片战争以后在西学影响下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潮。在中国传统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阶段性背后,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发展链条,每一时期的思想家在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生活形成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为思想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在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思想家都有他们自己的位置。

中国政治思想自身的历史阶段性与连续性,是思想史研究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方面。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和某一时期社会思潮的研究过程中,把思想家置于中国政治思想整体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认识和理解。这有利于我们确定思想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位置,发现他们的思想学说相对于整体的中国政治思想的价值,从而对思想家做出恰出其分的评价。

或许,按照时下人们所认肯的评价标准,以往许多思想家的思想主张都是有问题的,甚至是近于荒谬的。例如,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庄子思想中的无政府倾向、宋代理学家所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等等,与我们的价值观都相去很远。但历史地看,这些思想家的认识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进步才成为可能。

再次,在思想史研究中遵循历史主义方法,也意味着研究者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

思想史研究是一项很有主观性的工作,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知识背景以及理解能力,在很大程度决定着研究的结果。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即使是同一个研究对象,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却有种种不同的解读。比如,历史上只有一个孔子,但在思想史研究中,在100个研究者眼中或许会有100个孔子。这就是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影响的结果。实际上,在思想史研究中,对历史上思想家及其思想学说做出多样化解释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正是思想史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不容否认,从研究者个人的视角出发,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同时,其他研究者所发现的东西也可能被他忽略掉。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归根结底是一项需要人们充分发挥自己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工作。

不过,思想史研究的这种“主观性”,并不意味着思想史研究可以是随意的。事实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成其为研究,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对历史上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学说的准确解读,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原始文献的解读必须符合思想家的本意。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不允许研究者做出望文生义的解释。

在以往有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由于人们疏于对历史文献的准确解读,常有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情况发生。例如,因为孔子曾经主张“克己复礼”,便有人据此认定孔子是要恢复奴隶制度;因为宋代理学家主张“穷理尽性”,便以为理学家是在空谈性命义理,并且斥之为误国误民之道;因为南宋朱熹主张“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2],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便有人说朱熹要消灭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否定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一意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因为王阳明曾经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3],便有人据此推论王阳明是要强化对民众的思想统治。类似这样的无根推论,在过去几十年里不胜枚举。其共同的一点便是当人们做出这样的判断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虑及思想家的本意。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些时候,我们不仅要弄清思想家的本意,更重要的是,我们更要在整体上把握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和逻辑框架。思想家所以成其为思想家,就在于他们有着恒久的道德追求和一贯的思想逻辑,即使他们的思想主张在其一生之中有所变化,这一变化也一定有其逻辑可循。所以,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应该对思想家在道德诉求方面的一贯性予以高度的重视,应该把思想家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具体的思想主张置于其一贯的思想逻辑中加以理解。例如,儒家创始人孔子曾经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前者是说他在招收学生时不计社会等级与家庭出身,后者是说民众只可以使用而不可以使其有知识,这是彻头彻尾的愚民主张。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历史上也有许多注家(如清代刘宝楠)认为,孔子既然主张有教无类,便不可能主张愚民,近年来,也多有学者认为孔子是不主张实行愚民政策的。实际上,如果把孔子的这两句话复原到他的思想体系里,便不难看到,这两句话在深层的意义上有着一致的逻辑。这是因为,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民”主要是指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大众,而受过教育的人们则被称为士,民与士的差别直到孟子的时候还十分清楚,如孟子便说:没有恒产而能够有恒心,只有士能做到,“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是其办学的宗旨,其意义不外是向底层大众敞开了学校的大门,但受过教育以后的人已经不再是民。而不使民知则属于治民的策略或对待民众的态度,其愚民主张并没有因为“有教无类”的办学宗旨而发生改变。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类似的实例还有许多。总之,如何发现思想家一贯的思想逻辑、把握思想家的道德诉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注重发掘富有现实意义的思想主题

如前所述,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历史主义方法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但是,就思想史研究而言,历史主义方法的局限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意义,那么,历史主义方法只是有助于我们发现思想的历史意义。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既往时代的政治思想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成为现实社会生活的思想资源,这是历史主义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

历史,对于每个时代的人们来说都是一部现代史,思想史尤其如此。1985年我在南开大学参加由刘泽华先生主持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时,刘先生曾经说过:“思想史是一门认识学科,所谓认识,我们当然是要认识历史,但认识历史的目的却在于认识当今。”当时,距十年动乱未远,史学界正在声讨文革时期曾经一度流行的“影射史学”,在很多人看来,历史就是历史,历史研究没有必要联系现实。今天想来,刘先生这句话对于思想史研究确实重要。虽然思想史是人类社会既往生活经历的一部分,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们的社会生活总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的约束下发生的,历史上曾经规范着每一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思想文化,不仅是那一历史时代的价值源泉,它也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在这一意义上说,历史时期的思想学说所具有的不仅仅是文物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也直接关乎现实社会生活的质量。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必须有深切的现实关注。

思想史研究所以可能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与以往时代的人们在观念上能够通约。思想的历史在本质上是人类观念进化的历史,迄今为止,这一过程仍然在继续。在这一进化过程中,每一时代的人们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一方面,他们是传承以往世代思想观念的载体,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为思想的发展做出某种贡献。使观念进化的历史不断地延续下去,也是现时代人们的使命。

我们有理由假定,生活在以往时代的人们与我们一样,都有着强烈的对于优良社会生活的追求。只不过由于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思想方式的差异,人们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终极意义上,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关注的都是相同的社会主题: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才是有价值的,人类社会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生活,如何才能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无论思想家之间存有什么样的意见分歧,但在事实上,古往今来的人们都在回答着这一思想主题。而且,这也同样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思想主题。这也恰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作为今人和古人的对话,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真实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弄清历史上的思想家曾经说了些什么,也不只是对他们的思想学说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实际上,我们是在与以往的思想家一起,讨论着古往今来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要清楚地知道,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对于这些问题曾经做出了怎样的回答,他们给出的答案在怎样的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提高社会生活的质量,我们对这些问题又应该做出怎样的回答。在这之中,当然会有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汲取,但最终却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见解,这就是思想史研究之难处所在。我们与之对话的思想家群体,是历史上见识超群的一族,这就要求思想史研究者本身也必须有见识,这是思想史研究得以进行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由于思想史自身的属性所决定,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把以往世代的政治思想当作文物来看待。研究者所承担的责任不仅是对以往思想家的思想学说进行阐释,而且要从以往的思想遗产中发掘那些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思想主题。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内容有着很多的不同,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也存有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历史时期的思想家所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已经不再适应现实中国社会生活的需要,甚至已经在根本上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但是,在更抽象的水平上,古代中国人与现代中国人有着相同的类本质,所以,我们一定能够在古代人的思想中发现对现代社会生活富有意义的思想主题。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发现思想之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

从传统政治思想中发掘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主题,对研究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方面,这要求研究者对于以往时代的政治思想要有着恰当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应该对现实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也就是说,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主体,我们在做到学理贯通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主题也应保持敏锐的洞察力。至于这两个方面孰为重要,实难断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不很敏感的研究者,也同样无法从传统思想中找到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主题。

事实上,从政治思想史中寻求古往今来人们共同关注的思想主题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主体,要使我们与以往思想家的对话能够具有很高的质量,无疑要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无疑是因时代的差异而导致的认识屏障。其他暂且不论,仅仅是概念、术语的变化便已成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克服的困难。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历史时代往往流行着不同的概念、术语,与这一现象相伴生的是思想与观念的演进。例如,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思想家所使用的“王道”、“霸道”、“大一统”、“名教”、“天理”等概念,现今已经很少为人们所用。但是,这些概念却凝结着古代思想家的政治智慧,体现着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境界,思想家的这些道德诉求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是一致的。于是,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精当地把握这些概念的内涵,并且把这些概念置于现代语境下加以解读,从而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便是研究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至于发现这些概念蕴含的恒久的思想主题,则是研究者所面对的进一步的任务。

思想史研究是研究者站在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立场上,根据自己所认肯的价值观念对既往的思想学说做出理性判断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说,研究者用来评价的尺度只能是现代的而不可能是古人的。思想的历史所以需要我们来研究,就是因为我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方式和解释逻辑与前人有所不同,更是因为我们有着与前人不尽相同的价值理念和评价标准。即使是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主张也同样需要经过现代人的理性审判。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历史进程的环节之一,我们担负着传承我们这个民族思想文化精华的历史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必须注意从传统思想中汲取那些有利于提高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生活质量的思想资源,要做好这一切的前提,则是研究者能够恪守现代的价值标准。

三、思想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认识现实的社会生活

思想史是一门认识科学,既然是认识,当然要从认识古人开始,但认识现今才是思想史研究的真正目的。如果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具有充分的现实关注的话,那么,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关注现实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人们似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共识:理论研究为现实服务。不容否认,这一说法有其合理性,仅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例,我们所以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服务于古人,而一定是要服务于我们所生活的当代。问题是,“服务”这两个字应该做何理解。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必要,有一个假定的前提,那就是,我们认定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含有现实社会生活足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弘扬这些思想资源有益于我们提高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质量。基于这样的假定,我赞同人们惯常所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认为这句话也应该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宗旨。不过,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着实困难。因为分清精华与糟粕是不很容易的事情。前些时候,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不要在倒脏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并且说,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并不是最糟糕的情况,最糟糕的情况是把孩子倒掉而把脏水留下了[4],这句话似乎有些调侃,但却不无道理。

要使思想史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生活,无疑需要我们对于传统政治思想中那些积极的思想成分与消极的东西做出准确的估价,然后,对我们所认定的精华部分加以弘扬,使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果说思想的精华与糟粕是客观的存在,我们对精华、糟粕的认定却是很有主观性的工作,如何能够保证我们所认定的精华确是精华,这本身就是问题。假如传统思想中的某些精华被我们误认为糟粕,其结果便是它们被连同糟粕一起抛弃,因此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也无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之,如果把传统思想中的某些糟粕误认为精华,其结果必然是这些所谓的精华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产生更加糟糕的影响。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在思想史研究中,越是通常被认为是精华的东西越是需要反省。

思想的价值在于批判。思想史研究不仅要求我们用批判的态度对待既往的思想遗产,同时也要求我们持批判的态度来认识现实的社会生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所以能够在思想史上占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始终是那个时代的批判者。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世界里建立起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于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诸多弊处予以深刻的批判。春秋时期的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战国时期的孟子所指“率兽食人”(《孟子·梁惠王上》),南宋朱熹所说的秦以后千五百年间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5],思想家的言辞指意虽略有不同,但在用理性标准评价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理性与社会批判精神是思想家特有的品质,如果离开了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性批判,历史上就不会有思想家,我们民族的思想遗产也就无从谈起。而我们这一代研究者,在与以往思想家对话时候,首先要尊重和继承的就是思想家的这一品质。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否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笔者的意见是肯定的。我们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为我们准备好了关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完美答案,也不是他们曾经憧憬的理想社会预示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未来。而是因为,几乎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思想家,都怀有对于优良社会生活的追求,每一个思想家都有其理解社会生活的逻辑。历史上的思想家用来阐释社会生活的逻辑是否周延,他们用怎样的方式阐释了社会生活,他们对于理想的社会生活的构想体现了怎样的道德境界,当时思想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在怎样的程度上为我们留下了足资借鉴的经验,假如我们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持续地追问,我们便可以养成理解社会生活的能力,从而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形成自己的理解,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题给出我们自己的答案。

通过思想史研究来认识现实的社会生活,是研究者对社会政治生活理性思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 我们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所以要关注现实,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向历史求证现实生活的合理性。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存在即合理”,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一定会成为现实,而现实的东西一定是合乎理性的[6]。黑格尔这句话自说出以后,人们便对之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自然也不乏各种各样的误解。我们这里无意揣摸黑格尔这句话的本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人们要为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做出解释的时候,常常可以把这句话当理论根据。

当我们就某些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主题展开讨论的时候,我们在事实上便已经承认思想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思想观念,是影响和约束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由于包括思想观念在内的历史条件的限制,现实的社会生活才成为我们唯一可能的生活。这或许就是历史制度主义所说的“路径依赖”。如果这一说法不误,一切有关现实生活合理性的说明至多只能是历史合理性的证明。

在常识上,理论研究负有不可推脱的解释现实的责任,所以,思想史研究似乎也应该为说明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合理而尽一份义务。但是,如同前面所说,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价值观念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结构,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的,人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类似的价值判断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制高点。今天,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必要,也是因为我们仍然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判断。这样说来,证成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并不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任务。

在近年来有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在向历史求证方面做出过许多尝试。说到和谐社会,便求证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说到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也有人试图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方面做出论证。应该说,这些研究工作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这毕竟不是思想史研究的全部。

第二,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要关注现实的社会生活,但不能以古非今,我们应该拒绝复古主义的思想倾向。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带有浓重的复古情趣。由于形上思维的相对不发达,生当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在对理想的社会生活做构想的时候,不是诉诸于理性,而是诉诸于经验性的历史过程,他们不像柏拉图那样明确地说,理想的城邦只是一种理念,它在古往今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存在过,而是认为,完美无缺的政治曾经是人类既往历史的片断,或者“言必称尧舜”(如孟子),或者以为“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要实现良好的社会生活,复古便是不二的选择。于是,思想家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愈是深刻,复古情趣也愈是浓重。直到清朝初年的黄宗羲、顾炎武,都把恢复三代之治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复古主义倾向对于现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也有着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很有一种“回到古代去”的潮流,说到法治国家建设,便有人主张回归儒家宪政,甚至有人主张把当今中国社会的学科体系推倒重来而代之以传统国学。这是与前面所说的向历史求证的思想倾向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

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但研究指向却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将来。如同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史是不可逆转的过程一样,思想也同样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应该承认,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完美,现实的社会生活或许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因为尽善尽美的社会生活本不可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缺憾并不能够说明古代社会更加美好,出于同样的道理,即使是古代思想家的那些最高明的见识,也不足以补足现代人观念上的误会。所以,复古不应该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选择,也不应该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72.122.

[2][宋]朱熹,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一册[C].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224.

[3][明]王阳明.与杨仁德薛尚谦书[A].王阳明全集:卷四[C].吴光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68.

[4]孙晓春,汪轩宇.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及其当下意义[J].政治学研究,2013,(1).

[5] [宋]朱熹.寄陈同甫书六[A].[宋]陈亮.陈亮集:下册[C].邓广铭点校.中华书局,1987.361.

[6]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43.

 

本文来源《天府新论》2015年第4期

(责编:李叶、赵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