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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超:经营海外--我国学术外宣新方向

  2015年07月21日14: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今年5月,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论坛在亚特兰大成功举行。这是世界中国学论坛自2004年创办以来,首次尝试中外合作、走向海外。论坛上,一些中美学者关于中美关系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理性言论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利于为9月习近平总书记访美创造建设性的话语环境,从而进一步巩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首届美国论坛是我国学术 “走出去”在海外的成功落地,对做好今后的学术外宣工作具有启示意义。一是表明对象国的社会精英阶层应是我国对外宣传的优先工作对象,而各领域专家学者充当学术“走出去”的行为主体,具有天然合理性和正当性。二是证明国内有实力的学术单位在我国学术 “走出去”方面,不仅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完全应当大有作为。这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全盘谋划、统筹安排,赋予学术单位从事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宣功能,并积极将其效用最大化;需要有条件的学术单位大力配合、主动承担,积极参与或组织高端学术对话,讲述中国故事、扩大中国声音、传播中国价值,推动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中国转向,以批判、合作的精神构建互联互通的全球价值链。

尽管首届美国论坛的成功进一步坚定了我国学术“走出去”的信心和决心,但目前我国学术“走出去”从概念到实践,还只是对外宣传工具箱中的新生事物,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完备的运作模式,整体上仍处于制度性的初步探索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学术“走出去”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并反过来制约取得更大进展的可能。这里主要谈一谈对学术“走出去”成败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三组关系,也是现阶段较为突出的实践问题。

第一,职能部门和学术单位的关系,涉及主体定位问题。目前,我国学术“走出去”的主体有两个,一是国务院所属的对外宣传职能部门,一是全国范围内各级各类学术单位。很多人认为学术“走出去”的“实质主体”应该是大多数时候隐于“幕后”的政府职能部门,各学术单位不过是出现在“前台”的“形式主体”,是协助、配合并服务于前者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囿于传统而无视新时代的陈旧思维和意识。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因素的崛起带来了外宣的民主化、社会化转型。正如牛军所说,“中外交往的历史叙述从国家之间的关系史,转向人与人——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国家间关系的长足发展既没有也不可能替代中国人与外国人在各领域和各层次的交往。”包括学术单位在内的社会力量参与外宣事业并在其中发挥主体性作用,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外交事业发展的新特点。此间,政府部门和学术单位的关系是并列、并行、并重的,只是各自分工有所不同。

第二,政治实践与学术交流的关系,涉及属性设置问题。对政府部门来说,学术“走出去”是以学术为载体和内涵的对外宣传活动,属于一类政治实践。对学术机构来说,学术“走出去”是具有公共外交功能和诉求的国际性学术活动,属于学术交流范畴。基于此,很多人对学术“走出去”性质的认识模糊,认为二者似乎不应“合流”,也合不到一起去。这既是对可能的学术政治化的忧虑,也是对潜在的学术化政治的误解。当前的国际社会,我国学术“走出去”本质上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通过将学术资源转化为能够影响对象国的软实力,可以加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理解和认识,推进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因此,以增进国家利益的实现为旨归,政治和学术并不矛盾,而是彼此观照、相得益彰。在我国,学术“走出去”兼具学术性和外宣性的双重属性,国际上通行的所谓“政治正确”或保持学术的独立性等,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决定学术“走出去”的性质。

第三,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的关系,涉及体制建设问题。学术“走出去”重在实践,实践中人的因素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有人批评政府官员有时会显得“短视”,只顾其任内的政绩而不太考虑学术“走出去”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不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专家学者则碍于对机关事务的认识有限,往往以学术交流质量为唯一标准,而不太在意是否具有宣传意义上的足够“阵仗”和“效应”。这种看法反映了部分现实,但不全面,也不深刻。在议题设置上,政府官员需要尊重专家学者的专业素养,以体现主题的学术性、前沿性、开放性;在宣传策略上,专家学者需要遵从政府官员的组织安排,配合性地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公开表达一些独立见解和主张。唯此,学术“走出去”才会有公信力和影响力。而更深层次的要求是要加快推进相关体制建设,即借鉴西方的“旋转门”制度,在政界和学界之间搭建“常来常往”的保障性机制,以保证学术“走出去”的良好品质。

总之,在我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学术“走出去”事业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内外联动、经营海外将是我国学术“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开拓方向,也将是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社会影响力、亲和力、感召力的可行进路。在此过程中,应注意职能部门和学术单位的同等主体性、学术性与外宣性兼具的双重属性,以及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的互助性,这些既是我国学术“走出去”的重要特性,也是走出认识误区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文化软实力评估与增进方略研究”参加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责编:李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