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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近代新型传播媒介所催生的“思想界”

  2014年12月18日09: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近代“新型传播媒介”对历史的塑造,近些年已得到中外史家的高度重视。所谓“新型媒介”,不仅指印刷书刊,还包括影响信息传播的新事物及新技术。这些媒介的出现,既改变了近代历史的图景,还将近代世界的信息更为完整地保存下来。

新型传播媒介所塑造的“近代历史”

晚清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曾以这样的方式描绘英国“报馆初行”时的情形;“轮船、轮车、电报,皆能通不通者而使之通,然恐未能家喻而户晓也,则报馆尚焉”。这里旨在表彰“新闻纸”的意义,同时也肯定了交通工具的作用,指明新闻纸“皆由轮船轮车,包封寄递”。交通条件发生改变,使报章传递新闻的效力逐步得以提升。此亦说明,印刷技术之外,不可忽视信息传播效率的改变。

信息传播技术的改变,此一时期最值得重视的当是“电报”。为使信息更为快捷传递,1872年发刊的《申报》做出不少努力。1882年10月25日登载的《壬午科顺天乡试题名录》这则信息,“附识”就有这样的说明:“北闱于十三日黎明发榜,天津离京城约三百里,而题名录竟于早八点钟到津,随将江浙皖三省之中式者由电局传至上海,其神速实得未曾有。”顺天乡试的结果发榜仅一日就在上海刊出,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而邮政事业也同样为报章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1902年赫德在一份报告中即说明“推广邮政”所取得的成效:“综计已开之总分局几及三百余处,或于省会要区,或于府、厅、州、县,均系栉比而设,节节通灵,数年以来,成效昭著。”

因为技术的进步,作为信息主要载体的报章展现出不同的意义。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时人物”,在林则徐、魏源那里,尚未有办报之举,但已建立起单向度获取信息的渠道。在中文世界初创的一些报章,基于“中外通”的诉求,大量汲取外国报章之信息。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就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实际上,采辑其他报章的文字,包括西文、东文报刊及国内报刊,乃晚清报章普遍的形式。1904年发行的《东方杂志》,有着“杂志的杂志”之誉,除广辑新闻外,还选录各种官民报刊之“名论要件”,期望能实现“内地人士无力遍阅各报者,得此亦足周知中外近事”。凡此,皆说明新事物的出现与技术的进步如何影响到信息的保存;相应的,近代历史的“存留物”也因此具有不同于其他时段的特质。

作为“场域”的“思想界”:新型媒介与读书人

报章作用于社会的方式逐步深化,其直接的后果即是催生了“思想界”。《申报》发刊50年之际曾出版《最近之五十年》一书,其中即言及:“小小一新闻纸,五十年间,思想界、物质界之进化,于是乎见焉;人心风俗之厚薄,与夫社会生活程度之高下,于是乎征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清所形成的“思想界”也有别于以往。作为汉语新词,“思想界”及其他“界别”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不仅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也构成“亚文化圈世界”逐步形成的重要标识。这其中,渐渐转变定位的报章,即建立起与国家—社会的关联,成为“合群”的主要载体。在这样一个舞台,不仅读书人参与其中,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情形,而且,“公众”也加入进来。相应的,“思想界”也构成复杂的“场域”:从写作到出版,从印刷到流通,从销售到阅读,即涉及由作者、出版者、读者所构成的“网络”。

故此,将近代以来的“思想界”作为问题的切入点,不仅可以关注出版媒介尤其是报章在此期间的发展,以及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依托于此所确立的新的角色,亦可借此审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重要的是,“思想界”构成审视近代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读书人的生活形态发生改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新型传播媒介以古代世界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着“历史”,更值得重视。对此进行分析,有益于从新的视野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

信息传播机制所塑造的历史人物

新事物的出现与技术的进步改变着历史的基调,仅以近代以来信息传播机制的成长,便不难了解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既深且巨。“京报”、“邸报”及“宫门抄”、“辕门抄”这样一些沟通政情的形式,构成帝制时代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晚清读书人尤其是致力于“事功”的读书人,往往都通过“邸报”类媒介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报章媒介出现后,接受信息的渠道与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晚清人士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渐次由阅读“邸报”之类,转向阅读近代意义上的报章。

在晚清盛负文名的王闿运展现出一位旧式读书人的“阅读世界”,通过其留下的《湘绮楼日记》,大致能还原其接受外部世界的信息所发生的转变。日记中频频提及的“洋报”,大约即是《申报》之类由外人所办报章。这也不难理解,即便是“洋报”,照样“恭录上谕”,并反映中国政治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可以说,新型传播媒介对王闿运的影响还是颇为明显的,而就信息传播的效力来看,也是迥然有别的。尤有甚者,僻居县城的王闿运,还提供了电报如何介入到个体生活的例证。年过八旬的王闿运1914年被邀入京,出任国史馆馆长兼参政。不能将此完全归于“电报”的作用,但可以推断的是,如果仍依靠书信的往来,则袁世凯是否那么容易找到王闿运,还很难说,毕竟王闿运在此任上也仅几个月的时间。

类似的例证所在多有。生于晚清官宦世家的孙宝瑄,长期生活于中心城市,所能接触的新鲜事物自非一般士人可相提并论。孙以往主要通过“邸抄”等帝制时代的信息媒介了解中枢消息,当新型媒介在中国广泛出现后,他也接触了大量的报章杂志。此外,对于“电报”,他在日记中也有不少赞誉之词:“今之电报,亦能杪忽间达志意于数千万里。”到1906年的日记中则提及“电话”的利用,“宣布立宪”的消息即是友人通过“电机传语”。过去是通过邸抄,再一步是通过报章,现在则是通过电话。由此不难看出,晚清士人对外部世界的把握,的确经历了颇有意思的变迁。

报章构成包含近代信息最为丰富的“载体”,也成为近代社会变迁最“真实”的写照。对于新型传播媒介的作用,吕思勉在检讨“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的一篇文字中即言及,“三十年来撼动社会之力,必推杂志为最巨。”实际上,不只是新型传播媒介,这不过是推动近代历史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缩影,其他同样重要的新事物及新技术所在多有,同样值得纳入对近代历史的分析中。

(作者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撰稿人、复旦大学教授) 

(责编:赵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