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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从两个“复兴”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2014年12月10日15:26  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道路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成果: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在新时期走出的一条新路,一条把当代中国引向光明前途、光辉未来的道路,今天仍在继续走。党的十八大报告回顾建党以来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之一。这个评价很高,是恰如其分的。

本文着重就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谈点一得之见。中国道路是否具有世界意义?谈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这个题目是否有点夸张,有妄自尊大之嫌?判断一件事是否具有世界意义,主要看它能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必然会受到世界关注,产生国际影响。

更重要的是,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打破西方定律,在西方眼里不可能成功但事实证明已经走成功的发展道路。这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尽快摆脱贫困、实现快速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重树信心,是个巨大鼓舞,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

一、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看

不敌英国坚船利炮、在鸦片战争落败,是中国坠入半殖民地深渊的开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致力于民族复兴的起点。从沉沦走向复兴,是长期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的结果,十分不易。

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在世界率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随后又兴起工业革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拥有显著优势,国力强盛。而中国尚处在君主专制和农业文明时代,颓势尽显。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产生紧迫感,如林则徐等人睁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总理大臣,认识最为清醒。基于流亡香港期间的见闻与感受,他提出《资政新篇》,承认中国落伍,主张摈弃传统的夷夏观念,主张效法西方修铁路、用汽轮、开矿山、设银行等,倡言“与番人并雄”,呼吁“乘此有为之日,奋为中地倡”。但总的来说,朝野上下(包括与清政府对峙的太平天国)并没有从战败中警醒,依旧以“天朝上国”自居,普遍对西强我弱现状缺乏认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疯狂洗劫并焚烧圆明园,侵占京师。清政府被迫签订更加苛刻的屈辱和约。消息传开,举国震惊,感到创巨痛深。于是,旧梦破碎,新梦兴起,学习西方、革故鼎新的呼声冲破重重阻力,逐渐从个人呐喊演变为社会思潮。洋务派官僚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发起以“自强”、“求富”为主旨的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创设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光绪帝与维新派人士搞戊戌变法,试图改祖宗之成法、推行新政;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倡言“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西方人愿意看到中国学西方,因为这迎合了其“西方中心论”。所谓“西方中心论”,即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最好的文明,西方社会是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范式”(norm)。西方在全球进行血腥殖民扩张和掠夺的过程,同时也是进行制度扩张、文化渗透的过程。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在鸦片战争落败后,西方的这一心理愈益膨胀——动辄以坚船利炮相威胁,逼迫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出让权益,同时派遣大量传教士来华,试图以十字架征服中国人的心灵,传播西方文化。在近代来华的多数西方人笔下,中国社会专制愚昧,似一潭死水;中国人拖辫子、吸鸦片、纳妾、裹小脚,暮气沉沉。这些描述虽道出了部分事实,但明显带有居高临下心态和狭隘的偏见。在他们看来,中国要改变停滞落后现状,只能走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社会看齐。但另一方面,西方人并不愿意中国通过学西方变得强大起来,因为这不符合其拓展海外市场和殖民地的初衷。他们只希望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其驯服的附庸国。为逼迫中国就范,1840年到1900年的短短60年间,西方悍然发动五次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危机和深重灾难。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在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很推崇日本模式、日本经验,而日本却是近代加害中国最深的一个国家。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战胜国,但两次都不同程度地失去战胜国的体面,不幸沦为大国政治搏弈和利益瓜分的牺牲品。

严酷事实说明,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从此,围绕学习西方改变中国命运,中国出现了两条路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背弃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对外完全倒向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尽管在维护民族权益上作了努力,陆续废除了晚清签订的大批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终究要看美、英等国脸色行事,得不到平等对待,不能真正捍卫国家利益;对内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主要支柱,搞独裁统治、白色恐怖,加之抗战胜利后腐败之风迅速蔓延,导致丧失民心。显然,指望国民党政权来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无异于与虎谋皮。中国共产党也学西方,但走的是另一条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决意走十月革命道路,效法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艰辛探索与实践,走上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新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科学理论指引下,我们党恪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以优良作风和牺牲精神赢得了民心。经过28年浴血奋战,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实现了祖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饱受屈辱的历史和一盘散沙的局面,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

旧中国留下的是副烂摊子,一穷二白,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失业、通货膨胀、灾荒等问题十分严重。我们党面临新的严峻考验,“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郑重宣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性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面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面对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国内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与经济困难,党带领人民筚路蓝缕奋发图强,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取得伟大建设成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成功研制作为大国标志的“两弹一星”。但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也遇到严重曲折,耽搁了前进步伐。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带领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踏上民族复兴新征程。要缩小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就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套“左”的东西,不能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同时,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能把改革变成“改向”、把对外开放变成搞全盘西化。在新时期之初,我们党便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思路,十三大正式将之确立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如何把握好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做到守住底线、趋利避害,是个重大考验。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摸索中前进,每前行一步都很难,不时引发姓“社”姓“资”之争。废除人民公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莫不如此。对外开放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国历经15年艰苦谈判,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不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动、主导地位,游戏规则都是人家制定的,我们加入这个圈子,就不得不更直接地面对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占明显优势的压力,面临制约与反制约的难题。西方看中我国的庞大市场和丰富资源(包括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希望借此对我国实施“西化”,所以乐意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西方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不甘心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被打破,所以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实施分化战略,动辄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借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所谓“人权”问题等施压,甚至进行武力恫吓和挑衅。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中美撞机事件,以及近年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故意搅局,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遇到的突发事件还有许多,包括国内外严重政治风波,“法轮功”邪教组织聚众闹事,特大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等等。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凸显出来,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加复杂严峻。而西方唯恐中国不乱,阴阳怪气地抛出“中国崩溃论”,故意抹黑中国。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3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排除一切干扰,战胜无数困难和风险挑战,经过接力探索与奋斗,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从而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美元为基数实现翻一番,达到人均500美元;第二步是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际为850美元);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以15亿人口计,人均4000美元,总产值6万亿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考虑到50年的时间跨度太长,党的十六大根据十五大的规划,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设想届时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按14.5亿人口计,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而我国发展势头之猛超乎想象,2003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仅过3年便达到2000美元。于是十七大又作调整,改为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达到3500美元。十八大再作调整,改为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与邓小平当初设计的第三步相比,发展明显提速,目标更加宏伟,提出的要求更高。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连续四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道路决定命运。饱受磨难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改变命运,其根本原因在于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民族复兴之路。走上这条路,是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中国人不懈探索,特别是近90多年来党和人民接力探索与奋斗的结果,是一个前后贯通、不断推进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无数仁人志士壮怀激烈,苦苦探寻民族复兴之路,但都没有成功。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维新思想家谭嗣同义愤填膺,写下“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诗句。民族复兴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党带领人民坚持走自己的路,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上民族复兴之路,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面貌、改写了中国历史。

中国道路主张学西方先进的东西,但不是照搬,本质上是创造;有西方元素,但其核心内容是中国元素。这正是“中国特色”四字的寓意所在。影片《神鞭》有段台词说得好:“鞭剪了,神留着。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无论怎么变,也难不死咱们,什么新玩意都能玩到家。一变,还得是绝活。”用这段话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很贴切。我们党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情况下,我们沿着这条新路披荆斩棘高歌猛进,硬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占主导的当今世界杀出一条血路,实现了快速发展。这确实是个创造,是个奇迹。

中国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统天下的神话,打破了苏东剧变后西方洋洋自得的心理定势,冲击和撼动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中国何以能够经济腾飞、后来居上?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2004年美国人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概念,以及国际社会广泛讨论“中国模式”,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西方(美国)模式”是两组不同概念,是为了区分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西方人提出这些概念,夹杂着不甘、不安、好奇等心态。中国崛起成为西方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正视的事实。2005年,法国记者伊兹拉莱维奇出版《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在欧洲引起轰动,登上法国畅销书榜。2009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一些老牌西方强国(2010年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美国经济学家伯格斯滕又提出“G2”构想,将中国与美国并列。今年4月30日,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推测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今年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是政治大国,如今又成为经济大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从未像今天这么有底气和自信,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赢得西方的关注和重视。说到底,这靠的是实力,靠的是中国道路的成功。

中国道路的成功,使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告别贫困,使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阔步迈向现代化,有力推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并为第三世界国家打破对西方的迷信、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鲜活案例。二战之后,亚洲、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西方旧的殖民主义体系迅速瓦解,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大变化。然而,第三世界国家解决了独立问题,却迟迟不能解决发展问题,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处于劣势,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巧取豪夺的对象,以致南北差距越拉越大。有些国家(如拉美地区)受西方新自由主义蛊惑,照方抓药,结果事与愿违,搞得元气大伤。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使广大欠发达国家摆脱贫困,因此成为一道世界性难题。中国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有着相似经历,起点低、起步晚,而且人口众多、情况更加复杂、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大,却能够破解这道难题。这说明,落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并非只能走美国式的发展道路,还有别的路可走。这使发展中国家从中受到鼓舞,获得启示。今年5月,即将卸任的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在访华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阿富汗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一定会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因为它行动高效,决策果断,以结果为导向,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为所有人带来积极的结果。”他还说:“阿富汗渴望发展。我们想发展教育,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些方面我们非常落后。阿富汗失去了30年的发展时间。中国模式是最好的选择。”

但美国不乐意。5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致辞,声称“未来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如何领导世界”,“美国将继续担任世界领导者,大概一百年”。依旧是舍我其谁的口吻,当世界老大似乎很上瘾。其实,20世纪是美国主导的世纪的说法不确切。美国于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但真正取代英国成为西方头号大国,是在二战后期。二战结束后,世界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进入冷战时期。苏联也是超级大国,与美国分庭抗礼,美国充其量只能领导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国内也不消停,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导致一些民众对西方价值观产生动摇,对西方发展道路和方向表示怀疑。苏东剧变、苏联于1991年末解体,使世界政治版图大变样,西方国家不战而胜。美国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在世界上吆五喝六,穷兵黩武,着实威风了一阵子。但物极必反,2001年“9﹒11”事件给了美国当头一棒。嗣后美国仍充当世界警察,但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而持续发酵的“棱镜门”事件暴露了美国虚伪的一面,就连其盟友也大为不满。美国国内也是麻烦不断,包括爆发金融危机并拖累全球,民众自发形成“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美国政府面临“财政悬崖”直至发生停摆事件。如此算来,美国当世界“领袖”的时间并不长,当得也很闹心。奥巴马罔顾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宣称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未免过于自大。处理国际事务有二战后就已成立的联合国,美国想领导世界,那联合国岂不成了摆设?谁实力最强,谁就领导世界,不管别国是否乐意和同意,这是霸王逻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老大不单凭实力,还得讲道义,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文明兴衰、强弱转变本是人类历史上的常见现象,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我国一向倡导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一直郑重承诺永远不称霸,无心也不会与美国争当什么世界老大,与西方争做什么“中心”。西方在20世纪没有能够做到用西方模式一统世界,在21世纪同样也做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证明了这一点。

二、从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角度看

“复兴”的本义,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但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简单地复制汉唐雄风、乾嘉盛世,而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毛泽东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到21世纪时,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他强调,“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说到底,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梦是社会主义强国富民之梦,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完整概念,“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定性的。中国道路的成功,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苏东剧变后,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原本是从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角度谈的,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和最后形式。因此,谈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回避世界社会主义这个话题,仅用文明史观来解读,谈文明但不谈文明属性,是不全面的。

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是新事物新实践,在探索前进中出现曲折和反复不奇怪。苏东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场噩梦,对中国形成不小冲击。如果中国也垮了,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多米诺骨牌效应,世界社会主义会输得更惨。当时,国内“左”的思想出现反弹,有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重拾阶级斗争理论,大谈防止和平演变。同时西方七国对华实施制裁,逼着我们向右转。我们顶住压力,捍卫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这对稳住世界社会主义阵脚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世界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后跌入低谷,现在也难说走向了复兴,但只要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社会主义历史就远没有终结,世界社会主义就有复兴的希望。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中国是大国,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旗帜。不过,面对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有人心存疑惑:我们走的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我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央再三强调要坚定三种自信,排在第一位的便是道路自信。而要坚定道路自信,就必须解开心结,在认识上搞清楚。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给当代中国带来大发展大变化,而且发展变化的节奏很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允许和鼓励资本参与分配,以及随之出现的四个“多样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多样化),都是极左年代大加鞭挞、断不可能出现的现象。有人拿现在与过去比,或者拿中国与西方对照,认为我们只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搞的是资本主义。而贫富差距拉大、官员腐败现象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似乎又印证了这种判断。近些年来,西方一些学者胡乱给中国贴标签,说中国是“资本社会主义”,甚至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内也有人附和。这些谬论混淆了是非,极易造成思想混乱:倘若中国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坚持社会主义、复兴世界社会主义就成了镜花水月,无从谈起。

中国走的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原本是清楚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确实向西方学习借鉴了不少东西,但不是照搬,更不是搞西化,而是消化吸收,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看到,在千变万化的同时,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始终没有变,人民在我国的主人翁地位始终没有变,党的根本宗旨和最高理想始终没有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没有变。我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旨在充分激发和释放经济活力,同时通过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弥补市场失灵,遏制市场经济弊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仍以公有制为主体,分配制度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国有经济依然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中央反复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我们没有丢老祖宗,没有丢社会主义的魂,始终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均对此作了明确阐述。其内涵可概括为“三个一”,即一条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总体布局(五位一体),一个发展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基本路线决定道路的方向,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所以被放在了第一位。现在再来看,令人更深体味到,这条基本路线的制定极富政治智慧和远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而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两者构成相互统一、缺一不可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是为了抵御右的影响,防止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改革开放是积极求变,是为了抵御“左”的影响,防止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变与不变,既有灵活性,又有原则性,体现了辩证法。有了这两个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基本点,就能支撑起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确保我们沿着正确方向走出一条新路,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说,我们仍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道路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又发展了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不成熟的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邓小平在退休后说过:“我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我们国家大有希望,我们民族大有希望。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如何解决?还得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邪路中国必乱,走老路中国必穷,都是死路一条,都会葬送社会主义。

新时期以来,“左”、右两种声音不时发难,对中央决策造成干扰。客观地说,围绕中国道路的各种争议,除少数人故意把水搅浑外,绝大多数人属于认识问题。总的来看,“左”的影响虽不会销声匿迹,但已难成气候。改革开放已持续36年,早就深入人心,即便有人想走老路也走不了。不少观点偏“左”的人并不认为今不如昔,在纵向比较上对发展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但在横向比较上有失落感,故而有点怀旧,心理纠结。相比之下,来自右的干扰有增无减,有点咄咄逼人。近年来,社会上特别是互联网上的负面言论急遽增多。不少人并不盲目推崇西方,却拿西方来贬抑现状,借炒作负面消息来宣泄不满情绪,不看主流、不分主次,有“愤青”情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散布普世价值、宪政民主以及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言论,公然诋毁四项基本原则。

“左”的干扰主要来自党内;右的干扰出现在国内,但根子在西方,在美国。新时期以来,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与西方打口水战,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本意是搞资本主义全球化。冷战结束了,但西方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一直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遏制和渗透。凡是国内与政府作对的人,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概待为上宾,视为“英雄”、“斗士”,甚至堂而皇之地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唯恐中国不乱。对于我们经济建设上的成就,西方朝野不得不承认,但对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却视而不见,一直大肆攻讦我国的政治制度,一再纠缠所谓的“人权”问题。其矛头主要指向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党的执政地位,说我们是一党制,不民主。这种言论,包括“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说法,是颠覆性的:将我们取得的成绩都算在资本主义身上,将存在的问题都扣在社会主义身上,特别是把矛头指向党的执政地位。说白了,就是用西化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现状,认为我们西化得不够、不到位。

中西方政治制度有没有可比性、能不能比?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你不比,别人仍会刻意进行比较,无法回避。从国内看,我们实行“一国两制”,香港、澳门是资本主义制度,客观上也存在比较、竞争的问题;对台湾更是如此。敢于比较和竞争,是道路自信的应有体现。怎么比?当然不是也不能用西方标准来比,看我们是不是符合西方模式。事实胜于雄辩,还是要让事实来说话。30多年来,我国阔步走向繁荣富强,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国家,创造了令西方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发展奇迹,与西方经济持续低迷形成鲜明对比。这其中的奥秘,主要在于我们拥有政治优势,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既然承认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那就应当承认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有效的、管用的。倘若没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实现途径,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行动指南,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保障,要取得如此的发展成就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 可谓一语破的。

在发展中只有成绩、不出问题,世界上谁也做不到。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实现神州巨变,其难度之大超乎想象,而我们做到了。使13亿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构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提出来并付诸实践。兑现理论、实现理想不是朝夕之事,也不会是一马平川,会遇到沟沟坎坎。现在是信息时代,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口,互联网上每天出现几条或十几条负面新闻,不可漫不经心,但也不用大惊小怪。还是要辩证看,看主流。譬如,不能因为贫富差距拉大,就怀疑党和政府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不能因为腐败现象严重,出了腐败分子,就否定整个干部队伍,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的执政成绩。官员腐败、两极分化与党的执政理念和社会主义本质格格不入,我们党把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列为党的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态度始终是鲜明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之,中国是在不断发展进步而不是停滞倒退,是在变好而不是变坏,这是大势,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中国倘若走资本主义道路会如何?美国梦真的很美吗?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的一番话发人深省。他认为,美国在过去30多年一直在倒退。他说:“今天,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变成中产阶级或者有钱人要难多了。甚至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想要变得有钱也比以前难了。主要原因就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状况。梯子越长,爬起来就越难。美国不平等了8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现在更加不平等了。在所有发达国家里,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是最不均等的。平等的机遇已经成了一个白日梦。……2009年经济复苏以来,95%的经济收入被那1%的最富有的人攫取,经济怎么可能好转?” 显然,中国如果照搬西方制度,必然是南辕北辙,不但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从而丧失难得的发展机遇。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我们的制度确实不够成熟和健全,但大方向是对的。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目的正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对内对外都是一种福音。西方国家走向强盛,除创新制度、重视科技等因素外,还有很不光彩的一面。譬如,英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兴起于欧洲的罪恶的贩卖黑奴交易,血腥的海外殖民扩张和掠夺(中国是最大受害国之一)。美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发表《独立宣言》,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但所说的“人人”并不包括受奴役的黑奴。直至87年后的内战期间,美国才废除奴隶制,但黑人的噩梦并没有结束,仍长期遭受种族主义者的迫害和歧视。可以说,西方崛起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0世纪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也都是西方国家挑起的。现在西方仍在推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打着维护人权、和平的幌子,大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搅得世界很不安宁;同时凭借强势地位损人利已,包括通过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嫁资源、环境压力。相比之下,新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从未进行战争掠夺,而是在自身不宽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援助亚非拉朋友。中国崛起靠的是改革创新、自强不息,对内寻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对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西方的这些本质区别,说到底是由我国社会性质决定的。

所以,我们从事的是崇高的社会主义事业,我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原则问题上要清楚,要理直气壮,不能回避或含糊。全体党员既要脚踏实地,又要胸怀远大理想,坚信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看清我们为之奋斗的现实目标和远大目标。他指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全力为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但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有社会主义中国存在,世界社会主义就存在走向复兴的希望。而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助于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三、不当头,韬光养晦,埋头苦干

目前,从总体上讲,西方的实力仍占据优势,西强我弱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邓小平在1990年末曾经说过:“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些话,在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概括地说,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只要我们埋头苦干,软硬实力都强了,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到那时,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中国道路将产生更大的示范效应。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美国想继续在全球发号施令,肯定还会想方设法地遏制我国。不过,即便形势再糟糕,世界也不会再度进入冷战时代。这是因为,一是两大阵营的格局已不存在;二是我国会起积极作用,而美国虽有冷战思维,但也投鼠忌器。对中国来说,“不当头”本是为了避免对峙,以便为国内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当然,韬光养晦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对美国来说,原本在世界上树敌过多。4月18日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的一篇文章便认为,美同时与中俄两个大国为敌是战略错误。况且美国在核不扩散等问题上需要中国合作。中美经贸等联系日益紧密;中国持有1.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某种程度上,双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美国人的话说,是“利益攸关方”。因此,既有合作又有摩擦,将是中美关系的常态,轻易不会被打破。双方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

中美两国究竟谁更具有吸引力?哪个国家会发展得更好?今后作此类比较的人会越来越多。对我们来说,仍要大胆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同时坚持以我为主,不搞西化。要结合发展变化的实际深化思考,不仅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还要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1983年李谷一用气声唱法唱《乡恋》,竟被说成是靡靡之音;“法治”、“人权”曾被视为资产阶级口号。现在没人这么看了,观念变了,但又出现了新情况。有些官员口头上大讲反和平演变、防止西方渗透,却热衷于公费出国,甚至把子女等家人送出国,在国外存款、购房,成为“裸官”。有些部门出台政策,维护部门利益、与民争利,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西方是资本主义国家,你接什么轨呀?显然,这些官员或部门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认识是模糊的。不纠缠姓“社”姓“资”之争,不等同于可以无视两者的界限;避免与西方对峙,不等同于彼此和同为一家。道路自信与认识清醒是一体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本文节略稿收入谭维克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丛》(第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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