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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选介>>年度项目成果>>外国文学

关注侵华时期日本文化人的涉华创作

王升远  2013年10月22日16: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因研究之故,当笔者在从严绍璗主编的《日本中国学家》中查阅日本著名诗人、汉学家“佐藤春夫”词条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该词条中,佐藤的“中国学”成就得以凸显,但其他一些方面的内容则失之粗略,乃至阙如,如1938年佐藤来到华北战场为侵华日军摇旗呐喊,太平洋战争期间又作为文学报国会成员在上海从军等涉华活动,以及对有关《亚细亚之子》等在中国现代文坛引起过巨大争议与批判的现代中国题材作品的介绍及其对华战争责任的追究等。当然,对一本收录1105位学者、厚重的工具书中某个小问题吹毛求疵,未免有求全责备之嫌。编者与笔者的关切视野、问题意识与编写旨趣原本就大相径庭,但这个细节却启发笔者思考:从方法的意义上而言,是否还存在一个严先生所倡导的“国际中国学四层面说”之外的“第五层”,即海外中国学家是如何以其涉华活动和创作直接或间接介入、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发展乃至其母国对华关系的进程。

  日本学界:“若无其事”的构造

  若将论域聚焦到近代以降的日本,不难发现,这类介入者不乏其人。所谓“介入”固然有积极与消极之别,但无论哪种,中日两国学界都应有“前事不忘”的自觉。然而,从这些年来两国的研究实绩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大部分在日本侵华时期积极“协力”战争的文化人(其中影响较大的恰恰是被称为“支那通”的日本知华派汉学家群体),在战后纷纷回购、销毁自己创作的战争题材作品,以逃避对其个人战争责任的追究。在一些著名出版社刊行的日本现代文学全集及作家全集中,若有学者将当年情报局和文学报国会的演讲记录写入作家年谱,则会遭到全集主持者的训斥。战后初期,小田切秀雄与荒正人等曾在《文学时标》、《新日本文学》等杂志上发起对数十位日本文化人战争责任的声讨。然而,“一进入追究战争责任的阶段,首先就遇到了追究者主体的本身的资格问题。而一旦严格审查该主体的资格,那么可以说,完全没有战争责任的文学工作者是绝无仅有的”。(本多秋五语)就像王向远指出的那样,文学界内部对战争责任的探讨、追究和自省,就这样在一系列预设的樊篱和概念的玩弄中,被抽象化、暧昧化了。除了一小部分人后来陆续被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定为战争责任者并给予开除公职等极为有限的象征性处分(因美国有其自身利益考量)之外,大部分人长期未受任何处分,甚至日渐歪曲否认侵华历史。例如,佐藤春夫在日本战败之初竟公然宣称“日本赢得了战争”,针对舟桥圣一对其参与“南方从军”等战时丑行与战争责任的诘难,以“我只是说了我该说的话”搪塞而过。与此相呼应的是,其后的数十年来,素以文献功力见长,以严谨、细致著称的日本文学研究者,除少数学者(如杉野要吉等)对极少数作家的此类作品有过规模有限的讨论之外,大都三缄其口,与原作者的“若无其事”形成了有趣的默契,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系列复杂因素裹挟下的战后日本知识界的学术生态与战争认识。

  中国学界:“拒绝遗忘”的自觉

  当代中国学界原本可带着前述“第五层面”的自觉意识大有可为,但六十余年来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界,除吕元明、王向远、董炳月等为数不多的学者曾对此问题有过专门研究外,大多数学者似乎更愿意关注“文化日本”的经典作家与作品,而对“武化日本”的相关问题有所忽略。对战争期间直接作为“笔部队”进入中国,为日军侵华呐喊助威,为日军暴行美化、辩护的日本文化人在华活动、涉华创作乃至其战争责任极少论及。即便研究对象涉及武者小路实笃、佐藤春夫、斋藤茂吉、保田与重郎、小林秀雄、龟井胜一郎、河上彻太郎、林房雄、尾崎士郎、小田岳夫等文学、舆论界名流时,也多嘉其文绩,而回避其战时丑行。在材料、视野与方法上鲜见对彼邦学界研究理路的积极质疑、反思与批判,受害方学者本应承担的“历史善后工作”大多数情况下被人为地搁置,乏人问津。

  站在纯学术的立场上考量,则一般意义上的传世名作固有其特有的艺术价值,而通过钩沉索隐,使出自名家之手、因各种历史原因而沦为作家“弃作”、评论界“弃儿”者得以复位,探明其背后的“难言之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评价与再认识,甚或有更大的意义与价值。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在日本文学视域中“不愿重提”的“往事”,置换到中国的研究视野中便不得不提——学者的立场应是“拒绝遗忘”。所谓“拒绝遗忘”,首要的是对被忽视、被遮蔽作品的考古发掘与再评价,将之作为在材料、视野、观念与方法上发现、反思、修正日本近代文学史、文化史、新闻史乃至思想史的契机,甚至以此为基础,在现实层面上,通过对日本文化人涉华活动、创作的全面呈现、冷静辨析,走向对其涉华战争责任的追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对事涉侵略/被侵略、加害/受害、正义/非正义等战争框架下的论题,倘若失却中国学者应有的批判立场,丧失了“作为中国人的日本研究”之自觉,不仅将丢掉本有的研究优势,更将导向一种危险的学术伦理。

  对日本文化人战争责任的不懈追问不仅意在过去,更指向当下与未来,冷静、客观的学术研究所提供的成果或可成为避免悲剧重演的批判性思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呼吁有更多学界同仁关注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在华活动、涉华创作与战争责任。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WW013)的资助)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编: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