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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研究成果

先秦蜀国的都城和疆域

段 渝  2013年04月19日15:02  

内容提要:商代,位于商王朝西南的古蜀王国以今四川广汉三星堆为都城,西周至春秋初期以成都为都城,春秋前期一度以郫邑为都城,至春秋中期最终定都成都。商周春秋时期,古蜀王国的疆域北达汉中,南至南中,东至鄂西清江。战国时期,蜀国向北保有汉中,向南深入西南夷,向东据有嘉陵江以东地区,成为中国西南的泱泱大国。

关键词:先秦 蜀国 都城 疆域

先秦时期,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王国,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以成都平原为根据地的文明古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有关古蜀王国的历史和文化,仅有《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王会》、《史记?秦本纪》等文献的片言只字记载,以及残缺不全的扬雄《蜀王本纪》和材料不算丰富的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可资参考,考古方面则鲜有可以说明问题的资料。198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随着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成都十二桥文化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有关古蜀王国、古蜀文化、古蜀文明的研究开始朝着深入广泛方面发展,许多问题进入科学研究的轨道并开始获得解决的生机。但是毋庸讳言,关于古蜀王国的若干基本问题目前还处于探索之中,本文所讨论的即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 商代鱼凫王朝的统治范围

商代,古蜀王国鱼凫王朝以成都平原西北部今四川广汉三星堆为都城, 以成都平原中部为统治中心,以陕南汉中地区为北部屏障,以长江上游川江峡区的夔门、巫山地区为东部前哨,以西南夷地区为战略后方。

这一时期古蜀文明的空间分布,除三星堆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而外,从考古文化上显示出来的还有成都金沙和十二桥遗址商代文化层、羊子山土台、指挥街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雅安沙溪遗址、汉源和石棉商代遗址和遗存、汉中城固青铜器群等,以及古文献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载的岷江上游的古蜀文化等一大片连续性空间,它们不论在文化面貌还是文化内涵上都同属于三星堆文化,因此均应纳入古蜀文化区范畴。它们与古蜀文明的政治关系,是古蜀文明结构框架中各个层面和各个支撑点同文化中心的关系。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都城,是古蜀王国最高权力中心之所在,其他位于不同层级和边缘地区的各级次中心及其支撑点,则是这个中心在各地实施统治的坚强基础和有力支柱。这种情况,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呈现出来的层级结构完全一致,表明古蜀王国的最高权力中心控制着分布有众多族类的广阔地域,这片广阔地域内的各个地方性族系之长,大多是臣属于古蜀王国王权的小国之君,既是蜀之附庸,又是共奉古蜀王国主神的群巫, 鱼凫王朝王权行使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对这片广阔地域上各个地方性族系之长的直接控制的。这一点,同商代诸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极为类似。

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山地的陕南汉中盆,是古蜀王国的北方军事屏障。汉中城(固)、洋(县)地区湑水河两岸的苏村、五郎、莲花、吕村等地,近30年来出土商周青铜器近干件。 这批青铜器中,有大量兵器,主要的是三角形援无胡直内戈,这种青铜戈是古蜀王国兵器的主要器类,学术界称之为蜀式青铜戈。在城洋地区,蜀式青铜戈没有完整的起源演化序列,应当是由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中心传播而去的。由大量蜀式青铜兵器可以证实,汉水、湑水河一带分布有古蜀的军事重镇。以此联系到殷墟甲骨文中“伐蜀”、“伐缶(褒)与蜀”的记载来看,殷人所伐蜀,实为蜀的北方军事边疆,即今汉中褒城、城固、洋城一带,并不是成都平原古蜀王国的中心地区。周原甲骨文中的“伐蜀”、“克蜀”,其实也是征伐蜀的北部边缘,而不是成都平原古蜀王国的腹心地区。 《逸周书?世俘》所记载的“新荒命伐蜀”,同样也是如此。蒙文通先生曾认为,《逸周书?世俘》所记载的武王命新荒伐蜀,前后只有5天,从距离上看,新荒的军队不可能在5天之内就能够往返于牧野与古蜀王国之间,所以此书记载的蜀,必然别是一个蜀。 其实,只要我们把上述考古资料、殷墟甲骨文和周原甲骨文以及文献资料相互联系起来,就会清楚地看出,商代晚期古蜀王国的北部疆域已经扩展到了汉中一带,这一带就是鱼凫王朝的北部边境所在,也是两周时期古蜀王国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的北疆所在。据李学勤先生研究,《逸周书?世俘》这条材料是说周武王曾令辛荒追讨逃入蜀地的商王朝旧臣霍侯等, 并不是讨伐古蜀王国。可见,所谓“新荒命伐蜀”,应是新荒奉武王之命进入古蜀王国北部疆界追讨商王朝余部,而不是讨伐位于成都平原的古蜀王国大本营。

古蜀王国的东部边缘,是在渝东鄂西之际,即长江三峡的夔门、巫山之间。 考古学上,在成都平原到川中丘陵、渝东平行岭谷,再东出三峡直到鄂西宜昌地区的长江干流两岸,从二里头时期开始直到商周之际,三星堆文化因素已经在这片广阔地域内形成空间连续分布状态。渝东鄂西的大多数三星堆文化遗存,都属于一般性居址或地点,在鄂西出土了标志古蜀王国鱼凫王权统治的鸟头柄,有可能是古蜀王国镇抚其东界的官员驻节之地。

位于四川盆地西南地区的青衣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新石器文化面貌复杂,内涵不一。在这个区域内发现的古蜀文化遗存,年代均属青铜时代,是由古蜀三星堆文明的南向扩张所造成的。四川西南地区的汉源、石棉等地曾出土不少典型的古蜀文明青铜兵器,意味着古蜀王国曾经在此建立过军事据点,可能充当着三星堆文明南下扩张的前哨。汉源和雅安,仅一大相岭所隔,一南一北,两地扼守着古蜀文明中心与西南夷交通的要道,再往南,就深入到古代的“夷越之地” ,即西南夷地区。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人物雕像中,有许多是西南夷的形象,表明了西南夷各族从属于古蜀王国的事实。从古蜀文明的政治与文化扩张以及对外交流看,从四川盆地经西南夷地区再分别至缅甸、印度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即学术界所习称的“南方丝绸之路” ,在商代已经初步形成,在这条线路沿途的许多族类,同古蜀王国保持着贸易或贡纳等不同关系,成为古蜀王国极为重要的战略后方。

古蜀王国的东部边缘与北部边缘,由于边际区域的政治与文化接触对象不同,因此两地的驻节人员的使命就有所不同。在陕南汉中盆地,与蜀文化的北缘相接触的是商文化的西南缘,这两支文化都同时处在上升阶段,商文化正竭力扩展其西南边缘,蜀文化则正竭力扩展其北部边缘。这两支雄心勃勃的军事前锋一旦相遇,便互不相让,从并峙发展演变为军事对抗。商文化的南下和蜀文化的北上,从考古资料看,正值殷墟时期,这在商王朝正是高宗武丁执政前后。据《史记?殷本纪》,武丁时“殷国大治”。《诗经?商颂?玄鸟》记载说,武丁不断对外用兵,开疆拓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孟子?滕文公下》也记载说:“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而同一时期正值古蜀三星堆文明发展的高峰,大型祭祀坑中的大批金、玉、铜器便出在此时。所以,这两支朝气蓬勃的青铜文明一旦碰撞冲突,就发生一系列军事行动。殷卜辞中的“登人征蜀”为第一期即武丁期卜辞,就是此期间两军在陕南对垒以至构兵的明确记录。

可是,在古蜀王国东部边缘的渝东鄂西之地,情形却大不相同。渝东鄂西之际在二里头文化(相当于夏代后期)前后,社会和文化进化速度较为缓慢,程度较为浅显,土著文化都是新石器文化,总体上尚未进入文明。在这个时候,已经达到高度发展的古蜀文明向渝东连续分布,进行扩张,其势有如破竹,不可阻挡,在当地难以遭遇强大的军事抵抗,所以基本上未见军事壁垒一类考古遗迹。在这种情形下,文化接触和交流的环境比较有利于蜀,因此古蜀文化的东部边缘,就主要发挥了其文化交流的功能,商文化的若干因素,就是经由长江走廊,从渝东鄂西传播到成都平原古蜀王国本土的。

所以,尽管在陕南汉中一带,古蜀王国与商王朝正在进行着无数战事,烽火连天,可是在静谧的东部,商文化的若干因素却能和平地、源源不绝地流入古蜀文化的腹心之地。可见,这两个边缘地带,对于古蜀王国来说,既保卫了古蜀文明中心的安全,又实现了与商王朝的文化交流,充分发挥了功能互补的重要作用。

二 西周至春秋初叶杜宇王朝的都城和疆域

商代末叶,杜宇取代鱼凫王蜀,这是古蜀王国的一次王朝更迭。经过这次王朝兴替,蜀王杜宇在成都平原建立起古蜀的第二王朝——杜宇王朝。杜宇王朝时期的古蜀王国,经济发展,文化昌盛,逐步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强国。

商末蜀人曾跟随武王伐纣,即《尚书?牧誓》记载的“庸、蜀、羌、髦、微、卢、彭、濮人”中的“蜀”。周初,蜀王杜宇封为西周诸侯。周成王时铜器《班簋》铭文以蜀为西周的“四方望”之一,即西南边疆之表率。 《逸周书?王会篇》也记载:周成王大会诸侯于成周(今洛阳),各方诸侯以其方物进献王室,“成周之会……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孔晁注:“鸟有文彩者。皋鸡似凫。”所谓有文彩而似凫的皋鸡,实即鱼凫王朝的神物和标记。三星堆第三、四期出土的陶塑鸟头,头顶、颈部、眼眶及嘴部饰有云雷纹,就是这种有文彩的凫。蜀王参加成周诸侯大会而献凫与周成王,其意义正如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告捷、献功、荐俘于周王廷一样,表示告以对商代鱼凫王政权的彻底推翻和取代。这无疑是杜宇开国年代的极好佐证,同时也是杜宇为西周诸侯的极好佐证。

杜宇开国建立王朝后,作为西周诸侯,按照西周制度,实行两都制, 即以成都为都城,作为杜宇王朝的“先君宗庙之主”所在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岷山下邑曰郫”为别都,作为防止前朝鱼凫王出湔山(今四川都江堰市境内的茶坪山)进行复辟的军事重镇。杜宇对外加深同西周王朝的关系,对内推行重农政策,加强统治机构,稳定统治秩序,招徕民众,使先前随鱼凫王“仙去”的“化民”复出归顺,恢复了生产力,古蜀王国逐渐重新走向强盛。

关于杜宇王朝建都何地的问题,历史文献没有确切记载,至今学术界亦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这里仅从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必要的考辨。

《蜀王本纪》记载:“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积百余岁”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一说首治于郫,一说移治于郫,二者必有一误。

《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所说“移治”二字值得注意。按,不论《蜀王本纪》还是《华阳国志》或是现存其他有关蜀史诸书,均未提及杜宇何时从何地移治郫邑。《全汉文》卷五三所引《蜀王本纪》说“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 ,并没有提到杜宇移治之事,可是《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蜀王本纪》,却在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句下有“移居邦邑”四字,下接“治岷山下邑曰郫,望帝积百余岁”句。据此,杜宇在推翻鱼凫王朝并在鱼凫王故都三星堆古城“自立为蜀王”后,随即“移居邦邑”,此“邦邑”应该就是成都。所谓“邦邑”,邦者国也,邑者居也,邦邑就是国邑,也就是国之所在,王之所居。“移居邦邑”既与“治岷山下邑曰郫”相对举,就表明了这是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依据古史记载,杜宇是在推翻了鱼凫王朝对古蜀王国的统治后,乃自立为蜀王,遂王于蜀的。按照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广汉三星堆古城是古蜀王国鱼凫王朝的都城,那么杜宇从三星堆鱼凫王朝故都移居邦邑,就不会是直接移治到郫邑,而是首先移居成都。对于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

从至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来看,目前的考古资料不能支持杜宇王朝首建都城于郫邑的这段古蜀建都史传说。简言之,不单是《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蜀王本纪》这段文献材料对我们提出了新问题,而且由于成都十二桥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也使我们对于杜宇建都郫邑的说法有了重新认识的必要。

商周之际的成都,由于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以及其他相关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它是当时一座具有相当规模并且具有王都气象的城市,它从商代晚期一直持续发展到西周末春秋初,中间没有间断,春秋以后走向衰落。这就是说,在三星堆古蜀鱼凫王都于商代末叶衰落之后,从商代晚期崛起而西周时期繁荣兴盛于成都平原的古蜀大型都市,目前只有以金沙遗址和十二桥遗址为中心的成都能够与之相匹。成都金沙遗址不但发现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金、玉、铜器,而且在金沙遗址的黄忠村区域还发现了由五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建筑基址,总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该房基的结构,6号房址位于北部,5号、9号房址分列东、西两侧,7号房址呈方形居中。房址的柱洞显示,这五座房址是经过精心设计、同时施工建成的一组建筑群,非常类似中国后来的四合院的形式。在这组建筑群中,以6号房址的单体建筑面积最大,长度在54?8米以上,宽近8米,至少有5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这种成组的大型建筑群不可能为一般平民所拥有,很可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金沙遗址的宫殿建筑。 而在金沙遗址发现的大量祭祀遗迹,也显示出建有宗庙的迹象。按照《左传》的记载:“凡邑,有先君宗庙之主曰都,无曰邑。” 东汉刘熙《释名?释州国》释曰:“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这与既有宫殿建筑又有宗庙遗迹的成都金沙遗址几乎完全相合。因此,如果说西周初年杜宇在蜀地建都,那么,不论从规模、格局还是从文化内涵等方面来看,目前的材料说明应当是在成都,这正是杜宇“移居邦邑”的所在。可见,杜宇立为蜀王的建都之地不在郫,而在成都。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我们也能得出杜宇立为蜀王建都成都的结论。《蜀王本纪》记载:“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积百余岁”,说明望帝在郫邑立都的时间约有百余年,而文献记载百余年后蜀相鳖灵推翻望帝统治,自立为蜀王,建立起开明王朝。开明王朝的开国年代,据《华阳国志?蜀志》所说开明氏“凡王蜀十二世”,以及《路史?余论》所说开明氏传三百五十年等,从其亡于秦之年(公元前316年)往上推算,约当公元前7世纪中叶, 时为春秋前期。这也是望帝在郫邑所积百余岁的末年。从这个时间往前推百余年,即望帝在郫邑积年的开端,也就是望帝“移治郫邑”的时间,约为公元前8世纪初,相当于西周末到春秋早期这段时间,而这一时间段,正是考古资料所显示出来的成都金沙遗址走向衰落的年代。由此不难推断,杜宇是在金沙王都衰落后把都城从成都迁移到郫邑的。准此,那么文献材料与考古资料基本可以相互吻合。可见,根据《蜀王本纪》的说法并参证考古资料,那么望帝在郫邑立都的时间,就应该是在西周春秋之际,而不是以往所认为的西周早期。据《华阳国志?蜀志》的说法,杜宇立都于郫邑,是“移治”而去,就是说他是从原先的都城移治到“岷山下邑曰郫”,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定都于郫邑的。《蜀王本纪》还记载:“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说明杜宇王朝晚期的都城的确是在郫邑。那么,杜宇王朝在“移治郫邑”之前的都城,即杜宇自立为蜀王,“移居邦邑”,作为其开国时期的都城,应当就是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成都。

不少学者在引用《蜀王本纪》“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时,引为“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把“下邑”二字断开。尽管单从此句来看,如此断句似无问题,但如果联系到史实来看,显然就有问题了。仔细分析《蜀王本纪》此语,可以看出此句应连读为“望帝治岷山下邑曰郫”,“下邑”二字不能断开。所谓“下邑”,实与“国都”即中心都市相对而言。《春秋?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郿”,杜预注曰:“郿,鲁下邑。”孔颖达疏曰:“国都为上,邑为下。”《史记?鲁周公世家》:“迁于下邑”,《索隐》:“下邑,谓国外之小邑。”可见,“下邑”也应是与上邑即中心都市相对而言的。《汉书?循吏传?文翁传》记载文翁在蜀兴学,“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颜师古注曰:“下县,四郊之县,非郡治所也。”说明“下县”乃与郡治相对举而言。不难知道,“下县”、“下邑”等称呼是先秦两汉时期对从属于中心都市的县、邑等的通俗叫法。《蜀王本纪》旧题扬雄作,是西汉时期的作品,蒙文通先生认为其成书还当在扬雄之前。 据此,《蜀王本纪》称郫邑为成都的“下邑”,是符合先秦两汉的语言习惯的。可见,《蜀王本纪》既说望帝所治的郫为“岷山下邑”,也就表明郫邑是另一个中心都市的下邑。而这个中心都市,自然就是成都。

西周时期,成都有先君宗庙之主,是杜宇王朝的都城,而“下邑”郫则是杜宇王朝的别都。作为别都,尤其是作为防止鱼凫复辟的军事重镇,郫邑当有相当的建设规模。所以,当西周晚期成都衰落后,杜宇王朝“移治郫邑,或治瞿上” ,以郫为都城,以瞿上(今四川双流县境内)为别都,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春秋中叶,才为开明王朝所改变。

关于杜宇王朝的疆域,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杜宇) 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据此,蜀疆北达汉中,南抵今四川青神县,西有今四川芦山、天全,东越嘉陵江,而以岷山和南中(今凉山州、宜宾以及云南、贵州)为附庸。这一记载,除东部疆域外基本正确。

汉中地区自鱼凫王朝以来一直是古蜀王国的北疆,到古蜀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时期依然如此,《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说:“汉中郡,本附庸国,属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周显王之世(周显王,公元前368-前321年在位),蜀王有褒、汉之地”,还记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均说明了这个事实。

值得讨论的是杜宇王朝的东部和南部疆界。东界,从蜀“以褒斜为前门”,北界直抵汉中来看,四川盆地北部的嘉陵江和渠江河谷应是从古蜀王国东部到达汉中的主要通道之一,当是蜀境。嘉陵江、渠江以东地区并三峡及鄂西宜昌长江干流沿岸,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代曾受三星堆文化的深刻影响,西周时代是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的影响区域,当是古蜀王国的东部疆土。这片地域的考古学文化,从三星堆时期开始,就一直与成都平原的古蜀文化基本上保持着同步发展并不断整合的态势, 而《蜀王本纪》记载说“蜀王据有巴蜀之地”,《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载说巴在杜宇影响下致力于务农。综合考古与文献资料来看,嘉陵江、渠江以东的川东地区和重庆及峡江地区,从古蜀鱼凫王朝直到杜宇王朝时期均属古蜀王国的疆域,应是合乎实际的。徐中舒先生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曾说:“清江原为蜀地,则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据此言之,巴在夔巫以西的五都,在战国之前,必然都是蜀的旧壤。” 这一结论同考古资料是完全吻合的。

《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王朝的南部疆域以熊耳、灵关为界,应当说是正确的。熊耳即熊耳山,在今四川青神县境 。灵关,或作零关,其地所在,一说在“成都西南汉嘉界” ,地在今四川雅安地区的宝兴县境;一说“越巂有零关县” ,地在今四川凉山州的越西县境。不论杜宇之灵关是在宝兴还是在越西,总之都属于古代的西南夷地区,即南中之地。古代南中包括今四川凉山州和宜宾地区,以及云南和贵州等地。四川宜宾是先秦时期僰人的聚居区,属汉代的朱提郡境,而蜀王杜宇就来源于朱提, 杜宇王朝把这里纳为其疆土应是顺理成章的。先秦时期今凉山州主要是邛都夷所居,与古蜀王国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但凉山州是蜀王蚕丛国破后的迁徙之地, 凉山州的青铜文化也与成都平原古蜀文明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就此而论,今凉山州西昌一带应属古蜀王国的势力范围,当无疑问。至于云南的滇、昆明和贵州的夜郎,当然不是古蜀王国的疆土,但这些地区在文化上却受到了古蜀青铜文明的深刻影响。《华阳国志》所说杜宇以“南中为园苑”,园苑是指古代君王狩猎之地。方国瑜先生认为南中是古蜀的附庸, 确有道理。由此看来,南中地区虽非杜宇王朝疆土,但却是杜宇王朝的势力范围所及之地。

三 春秋战国时期开明王朝的都城和疆域

根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的记载,在春秋中叶,蜀王杜宇因治水无力,被“荆人”开明氏取代,立为蜀王。 古蜀开明王朝建立后,沿袭杜宇王朝旧制,定都于郫。《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这就是说,开明王因自己梦见都城的郭城发生了迁移,从而决定把都城迁往成都。很明显,这不过是为了迁都而采取的一种掩人耳目的说法,是散布的一道烟幕。但这条材料却可以说明,开明王是从郫邑直接迁都到成都的。《路史?余论》卷一说:“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蜀王本纪》的记载则与《华阳国志》不同,认为开明王原来的都城在广都樊乡(今四川双流县境),是从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的。 从开明为杜宇王朝的丞相,因领导蜀民制服洪水而夺取杜宇王政、立为蜀王的情况看,他的开国都城应该是在郫邑。郫邑近于蜀西山(岷山),地当岷江进入成都平原的首个要冲,而杜宇败亡,“帝升西山隐焉” ,使蜀之西山成为了杜宇及其残部败逃的麋集之地。开明王以郫为都城,既有利于巩固其前期所取得的治水成果,又有利于防止杜宇部众从西山出来复辟。据此看来,古蜀开明王朝开国时期的都城,应是郫邑。到开明五世时,迁都成都。

开明五世把都城迁移到成都,是开明王朝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与古蜀王国的发展战略息息相关。

开明五世迁都成都与其王朝的发展战略和频繁的对外战争有关。开明王朝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王朝,大力对外扩张是它的一贯国策。根据文献记载,开明王朝初期就开始了南征北伐的对外战争,北伐秦雍, 南征僚僰, 东进清江, 竭力开疆拓土,到开明王朝中期时,古蜀王国已经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这个时期,开明王朝的政权已经充分稳固,成都平原也没有再次发生特大洪灾,前期的开明王朝立都于郫的战略意义已经失去,若开明王朝的都城继续在郫,那么不论对于王朝的保境安民还是对于王朝的疆域扩张,在地形上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开明王朝把都城迁移到更加有利于王国发展的地方,已是大势所趋。开明五世把都城迁移到成都,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迁都成都,不但可以克服地理上的障碍,而且可以获得成都富足的农业产品,征发到成都丰富的人力资源,满足王朝对外战争的各种需要。同时,成都地当北出中原的大道金牛道,地势平敞易行,“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可以通过褒斜河谷直接通到汉中,既可与当时已然崛起的秦国相抗衡,又可以“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而从成都东进川中地区,跨越嘉陵江,既可北上汉中,又可东下川东和渝中,进而东出峡江,直达楚地。可见,不论从成都平原的经济地理还是从成都平原的战略地位来说,成都无疑是经济最繁荣、交通最便利的地区,加之成都有杜宇王朝时期的王都底蕴,规模庞大,因而成为开明五世移都的首选。不难看出,开明王朝迁都成都,完全是为了适应它发展战略的需要。成都地区历年发掘的战国早期墓葬内出土的随葬品显示出,战争是当时王朝的头等大事,从等级最高的墓葬到最下层的普通民众的墓葬内,都随葬有同样的成套兵器,普通民众平时为农,战时为兵,战争成为全社会所有民众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这种情况实从春秋中叶延续而来,它与文献关于历代开明王朝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倾力开疆拓土的记载完全吻合。

除了适应日益频繁的对外战争而外,开明五世迁都成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借迁都之机实施王朝制度的某些变革。从历史文献分析,开明五世时期,古蜀王国实施了王朝宗庙祭祀制度的变革,这就是重建先君宗庙,并以“五色帝”命名先君宗庙。虽然开明五世以前的开明王朝祭祀制度文献缺载,目前尚不可知,但从杜宇王朝时期的成都金沙遗址来看,当时最隆重的祭祀是对自然神(天神、河神等)的祭祀。开明王朝从杜宇王朝发展而来,其立国初期必然要采用现成的各种制度,其中自然包括祭祀制度。但利用前朝的制度有一定时限,当自身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加以革新。由于王朝祭祀制度的变革事关重大,必须谨慎付诸实施,所以开明王采取了十分巧妙的策略,这就是乘迁都之机在重建中进行变革。开明王之所以散布“自梦郭移”的烟幕,就是要在这个烟幕下面实现都城迁移,是出于策略上的一种部署,这与商代盘庚迁殷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成都市商业街发掘的战国早期的大型船棺、独木棺墓地,地面上有寝庙建筑遗迹, 其做法的源头就应在开明五世,应是从开明五世在先君墓地建立宗庙,在宗庙地面上立大石为墓志这种新的祭祀场所形式演变而来。开明五世以前的历代开明王,由于当时的都城在郫,不在成都,他们去世后的墓地自然也都不在成都。开明五世迁都成都,在成都重建先君宗庙,宗庙就建筑在墓地之上。这时的先君墓地,显然已是二次葬,而建筑在二次葬墓地上的宗庙,既然是为祭享所用,那么必然会建有享堂一类建筑,这和成都商业街船棺墓地的内涵和布局几乎毫无二致。可见,战国早期的成都商业街船棺墓地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承袭春秋时期开明五世的祭祀制度而来的。这就说明,古蜀王国先君二次葬墓地地面上的寝庙建筑,很有可能是从开明五世开始的,是开明五世迁都成都后所实施的祭祀制度变革的结果。

开明王朝的国力比杜宇时期大大增强。从开明二世开始,蜀北征南伐,东攻西讨,争城夺野,剧烈扩张。到战国时代,蜀已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国家。

古蜀王国北境是与中原交通的重要门户,不仅是古蜀王国力保的战略要地,而且是力图北进的战略方向。《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立,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雍,今陕西凤翔县,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始以为秦都。 据推算,开明一世约当公元前7世纪前半叶(见上文),则开明二世约当公元前7世纪中叶,大致在秦都初迁雍后不久,在秦德、宣、成公之际。其时秦尚未强,又东与晋国相争,此时蜀乘秦弱而北攻秦至其雍都,并非不可能。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 。保应作褒,即殷卜辞中的“缶”,地在汉中褒城。保子帝即以褒为名,可见陕南汉中盆地一带,已全部入于蜀的北部版图, 这对后来古蜀王国北境的安宁,起了极大的保障作用。

秦初居西陲,距蜀较远,文献中未见两国发生交往的记载,至春秋初年秦文公时,始见两国发生经济文化往来。 春秋早期,蜀王开明二世攻秦至雍,这是蜀、秦构兵的最早记录。

战国初,蜀、秦基本上保持着对等的与国关系。《史记?秦本纪》载秦厉共公二年(前475年)“蜀人来赂”,《六国年表》所记相同。这是诸侯间常见的互通聘享之礼,致告命之辞的传统。或以为这是蜀人朝秦,不确。因为“赂”并不就是朝贡。《国语?晋语》:“骊姬赂二五”,韦昭注曰:“赂,遗也”,遗就是赠遗。秦厉共公时,秦势不振,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在这种情形下,秦不可能具有使古蜀王国前来朝贡的威势。况且此时蜀势正值鼎盛之期,更不可能向秦朝贡。因此,战国初期,蜀、秦地位平等,一长南夷,一霸西戎,相互间不存在任何臣服关系。

蜀、秦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始于公元前451年,围绕南郑展开长期争夺。南郑(今陕西南郑)位于汉中盆地西南部,米仓山之北,扼东汉水(今汉江)与西汉水(今嘉陵江)上源之间,其地左右逢源,既可北出褒斜道以进中原,又可南下金牛道以入蜀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商周之际,已有蜀人活动于汉中,并在若干地点建有蜀的军事据点。但当时汉中显然并非全部为蜀地。其时地广人稀,各族、方国所据之地均以点状分布,并且犬牙交错,其中还有大片瓯脱之地,此时南郑尚不为蜀所有。《水经?沔水注》于“南郑县”下载:“县故褒之附庸也”,又引《耆旧传》云:“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为称,即汉中郡治也。”郑桓公死于公元前771年。可见春秋初年南郑为郑之遗民所居。但不久,其地即被古蜀王国占领。《华阳国志?蜀志》载开明二世“攻秦至雍”,雍在今陕西宝鸡以北。蜀北上伐秦,必经褒斜道前出,故知此役古蜀王国必已先期攻克南郑。由此看来,至少在春秋前期,即公元前7世纪前半叶,南郑已并入蜀的版图。

秦国战略,自穆公开始,一直企图东进与诸夏争雄。然而,“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终不能东渡黄河争霸中原,于是企图南略汉中,以为向东进取的战略基地。《史记?六国年表》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左庶长城南郑”,《秦本纪》集解引徐广曰:“一本二十六年城南郑也。”秦以左庶长城南郑,表明秦于此年初取蜀之南郑,并按秦国习俗构筑城池,以防蜀师反攻。或以为此年以前南郑早已属秦,未当。开明二世时蜀已据有南郑,有史可考,毋庸置疑。自开明二世攻秦以后至公元前451年,蜀、秦无战事,蜀也不可能将南郑拱手送秦。可见秦厉共公二十六年以前的确未曾染指南郑,谈不上据有南郑之地。

秦初取南郑,经营十年,至秦躁公二年(公元前441年),蜀师反攻,收复南郑。《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秦表》均记载此年“南郑反”,表明秦复失南郑于蜀。此后数十年间,由于秦与三晋再开战端,加之秦内部有乱,故与蜀无大战事。

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秦再度出师,“伐蜀,取南郑” 。蜀师迅速组织反攻,于当年一举再复南郑。《史记?六国年表》于秦惠公十三年下记载:“蜀取我南郑”,即是同一年秦取南郑得而复失。或以为《秦本纪》所载“伐蜀取南郑”发生在《六国年表》所载“蜀取我南郑”之后,似不确。按《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周显王于公元前368年至前321年在位,其即位之年上距此役仅19年,其间蜀、秦无战事。如蜀先取南郑,而后复为秦取,则周显王之世就应当是秦王有褒汉之地,而不是蜀王。褒为褒中,汉为汉中,褒汉之地即包括南郑在内。可见,应当是《秦本纪》所记在前,《六国年表》所记在后,即秦取蜀之南郑后,旋又复失于蜀。

蜀、秦南郑之役,历时65年,终以古蜀王国胜利而告终。古蜀王国保有南郑之地,不仅对巩固蜀的北方防线有重要意义,同时蜀还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向西北拓展,一度兼有武都之地(今甘肃西和县南,一说成县境)。并且,此役的胜利,还对稍后(公元前361年)楚国占领汉中以东并企图进一步攻略汉中西部起到遏制作用,使楚不得不由汉中以东折而向南,兵锋指向巴、黔中。这说明,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蜀对南郑的固守,对于巴、蜀、楚、秦之间战争局势的变化起到了明显的影响。

向东扩张是古蜀王国一贯的重要国策,早在“三代蜀王” 和杜宇时期,蜀的声威即已远播于川东渝中并三峡及鄂西。春秋末战国初巴国从汉水流域进入长江上游地区后,西与蜀国为邻,先后在长江和嘉陵江一线建了五座都城,即有名的巴子五都, 由此引致“巴蜀世战争” 。战国时期,蜀国开明王朝承袭前朝故事,同样也以东进为战略扩张的重点。《太平寰宇记》卷八六“阆中”下记载:“仙穴山在县东北十里。”《周地图记》云:“灵山峰多杂树,昔蜀王鳖灵帝登此,因名灵山。”《舆地纪胜》卷一八五亦载:“灵山一名仙穴,在阆中之东十余里宋江上,有古丛帝开明氏鳖令庙存焉。”阆中位于嘉陵江上游、大巴山南侧。《蜀王本纪》则说:“蜀王据有巴蜀之地。”可见开明王朝的东界已越过嘉陵江。在长江一线,开明王曾于公元前377年伐楚,取楚之兹方 (今湖北松滋县),势力远达鄂西清江流域,清江之名即为蜀人所取。

开明三世时期,蜀王西征青衣羌地。《华阳国志?蜀志》:“(保子)帝攻青衣”。青衣,今四川雅安芦山一带。《舆地纪胜》卷一四七“芦山县”下记其地有“开明王城”,又引旧经说此城是“开明王所筑”,当为保子帝亲征青衣时在当地所设宿卫行帐以及班师后留驻军队的镇所。《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六引《华阳国志》说:“蜀王开明以灵关为前门。”说明保子帝攻略青衣后,今芦山一带成为古蜀王国的西方门户。这对成都平原的园艺农业经济、城市手工业经济与川西高原的畜牧业经济及粗耕农业经济之间的进一步交流,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开明三世国力强盛,又大举向南兴兵,沿岷江南下,征服僚、僰之地。《华阳国志?蜀志》载保子帝“雄张僚、僰”,表明僚、僰之地这时已为古蜀王国所控制,成为蜀之附庸。 僚指夜郎,地当今贵州安顺地区至黔西地区;僰指僰道,地当今四川宜宾到云南昭通地区。从考古上看,在西周春秋之际,即公元前800年左右,今贵州西部地区受到了来自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文化发生了变异。 2002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黔西地区威宁县中水的水果站墓地钻探出土扁(直)内青铜钺和有领玉镯。2004~2005年,在威宁中水红营盘墓地发掘出土柳叶形扁茎无格青铜短剑。 这些青铜兵器和玉器,都是古蜀文化的典型形制。其中,直内青铜钺与四川彭县竹瓦街、四川汉源背后山出土的相同,有领玉镯与三星堆相同。典型的蜀式青铜直内钺和蜀式扁茎无格青铜短剑在黔西地区出土,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注意。它表明,蜀王国的军事力量在这个时期已经深入到黔西,控制了当地僚人的上层。从黔西威宁中水几处墓地只发现蜀式青铜兵器和玉镯,却没有发现蜀人的陶器等生活用品的情况分析,很有可能是蜀王在征服僚地后,迫使僚人纳贡服役,并将蜀式兵器发放给当地上层,使其镇抚边地,作为蜀之附庸。僰,僰侯之国,今川南滇东北地区,以四川宜宾为中心 ,本有僰人,故名。这个地区历年来出土不少蜀式青铜器,均与蜀王南征有关。《水经?江水注》载:南安(今四川乐山市)“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华阳国志?蜀志》说:“僰道有故蜀王兵兰”,兵兰指驻兵营寨,此谓蜀王为前出攻僰所筑驻兵之所,并非都城。这些材料说明,蜀王“雄张僚、僰”,开疆拓土,其结果,是使蜀地“南接于越” ,广地至于南中濮越之地,对确保其西南国际通道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开明王朝累代开疆拓土,所实施的是一种积极向外扩张的国策,而不是消极的保境安民政策。尤其是历代开明王把北方和东方作为最主要的战略发展方向,并取得一系列成功,一方面充分显示出蜀的强盛国力,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古蜀王国试图跻身于中原大国之列,参与诸侯聘享盟会的战略意图。《华阳国志?蜀志》说:“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蜀)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仅是对当时形势的描述,并未反映出开明王朝的战略动态。四川盆地春秋战国时代的考古遗存中,有不少中原和秦、楚的文化因素,这固然与当时的文化交流有关,同时也与开明王朝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有关,与其发展战略有关。开放性的文化与扩张性的战略已经充分巧妙地结合起来。

由于历代开明王的开疆拓土,到战国时代,古蜀王国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 ,成为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段渝,1953年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责编: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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