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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学者专栏 >> 张岂之

张岂之:论“忧患”与“和谐”

  2012年10月16日16:17  来源:北京日报

  忧患意识是民族精神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结晶和表现

  打开中华民族的历史,赫然在目的是两个字:“忧患”,有的来自自然界,也有的来自社会群体和个人。众所皆知,在近代历史中,中华民族被所有世界列强所欺凌,但他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征服、消灭,相反,他终于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这是因为,中华民族自身有一种生机,有一种永不衰竭的活力,可称之为民族精神,而忧患意识恰恰就是民族精神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结晶和表现。

  2010年清明祭陵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 “清明·感恩与社会和谐”,这便于学者从更加宽阔的历史背景发掘祭黄帝陵的感恩意蕴,进一步探讨中华文化基本理念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清明”传统节日被称为“民族感恩节”,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质就是不忘中华民族的忧患历史和民族奋斗史。如果离开“民族忧患”,就无法理解“民族感恩”的深刻内容;同样,离开民族的和谐理想,也就难以认清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将“忧患”与“和谐”联系起来思考,是有必要的。

  孔子的“忧”与“乐”

  如果要对人的道德情操进行分类,用中华文化中的两个理念“忧”与“乐”来表述,最为恰当。忧乐观实际是价值观。作为中华古代优秀文化代表的孔子,多次讲述自己的“忧”与“乐”。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作为“君子”,不注意自己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照道义的原则去行事,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孔子目睹春秋末期社会现实情况而产生的忧虑。孔子有“忧”也有“乐”,比如他的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他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坚持追求道德和学业上的进步,实在是一位贤明的君子呵!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由此可以看到,孔子区别“忧”与“乐”,其标准是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状态,这在中华文化中简称为“尚德”精神。

  如果认为孔子的忧患意识只从人的道德品质着眼,那就不够了。他同时关心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这在《论语·季氏》中有详细的记载。当时鲁国公室衰微,在鲁国掌管实权的是所谓“三桓”(鲁庄公弟庆父、叔孙氏、季孙氏三家)。“颛臾”附属于鲁国,主东蒙山祭祀,季孙氏企图讨伐颛臾。面对这种形势,孔子讲了关于社会和谐的政治哲学,他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东汉经学家包咸《论语章句》、南宋思想家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上下和同”、“小大安宁”、“上下相安”。归总一句话,在孔子看来,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经济实力是否充实,人力资源是否充沛,而在于对这些财物的占有和处理是否合理,能否使社会安宁有序;他强调人的作用大于物的因素。“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对于执政者来说,要求他们端正、公正。后来,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大都是沿着孔子的这个思路去看社会问题的。

  忧患意识源于中华文化中的变易之学

  “忧患”一词出于《易传·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的作者认为《易经》可能是文王时期的忧患之作。《易·明夷卦·彖传》举例说,殷纣王时期,天下无道,当时周文王被囚,蒙受大难,但是文王内存阳刚之德,外用柔顺之道,终于化险为夷。

  战国末期,学者们研究《易经》,将研究心得写成《易传》一书,共分十篇,其中《系辞》着重论述《易经》的理论要义,也研究事物变易的内在根源,认为阴阳、刚柔、动静、吉凶、祸福、存亡等对立方面的相推相摩,引发了自然和社会的变化,用“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八个字来说明:人们认识事物变化之奇妙,赞之为“盛德”。洞察此,君子们才能够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易传·系辞下》)。由此可以看出,《易传·系辞》的忧患意识是从事物变易之理推断而出的,体现了中华古代文化中朴素辩证思维的一种理论形态。总之,中华历史文化具有丰富的、绵延不断的辩证思维,使中华民族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总是考虑到正反两面,并且能够预见事物的发展方向。

  忧患意识的演变与发展

  忧患意识历代相传。唐代政治家魏征将“忧患”解为人的精神状态,据《新唐书·魏征传》载,他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治国理政者能够不忘国家的危险因素,从而采取预防的措施,社会有望趋向安全;能够考虑明白混乱的原因,社会才能逐渐太平;能够思考清楚灭亡的原因,社会就能变得稳固。在魏征的论述中,包含有忧患意识与社会和谐这二者互相依存的某种要点。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也就看不到社会矛盾,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妥善方法,营造不了社会和谐。因此,对于治国理政者来说,即或是在非常顺利和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刻,仍然要谦虚谨慎,牢记“自强不息”这个中华文化的古训。

  这里要提到大家熟知的《贞观政要》一书,该书为唐代史家吴兢所著。他生活在武则天至玄宗时期,看到当时社会繁荣的景象,也觉察到社会中存在着的某些危机;因此,他的这部著作并不完全是歌功颂德之作,还含有忧患意识以及对于社会矛盾的关注,后人从中可以得到启示。

  关于忧患意识,人们经常将北宋时期政治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文作为代表,要人们去诵读,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是很有见地的。范仲淹有丰富的政治和实践经验,他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里提出了问题:政治家们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信念?范仲淹的回答是:在朝廷做官,要情系黎民百姓;不在庙堂之上,仍然要有对于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和幸福的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范仲淹把我国古代的忧患意识提升到忧国、忧民的高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述忧患意识在明、清时期又有发展。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忧患情怀表现在他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上,声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企图为政治革新找到一条新路。到了清代后期,人们的忧患意识又表现为民族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潮,有了崭新的内容。

  我们今天强调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由于它渊源于中华古代优秀文化,因此,介绍古代忧患意识的若干内容,会有助于人们对于忧患意识的理解。不过,也要看到,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不是我国古代忧患意识的翻版,而体现在为民族复兴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伟大目标上。

(责任编辑:张湘忆(实习)、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