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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應當有力地參與和推動時代進程

——作家路遙和蔣子龍當選改革先鋒的啟示

李宗剛2019年01月30日08:20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文學應當有力地參與和推動時代進程

【新時代·新創作·新文論】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改革開放鑄就的偉大改革開放精神,極大豐富了民族精神內涵,成為當代中國人民最鮮明的精神標識。

廣大作家憑借辛勤的創造勞動、豐富的藝術成果,在鑄就偉大改革開放精神的過程中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黨中央、國務院授予的100名改革先鋒中,就包括“‘改革文學’作家的代表”蔣子龍和“鼓舞億萬農村青年投身改革開放的優秀作家”路遙。

40年來的文學發展歷程,涌現出了許多優秀的作家。為何蔣子龍和路遙能夠獲此殊榮,成為影響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先鋒人物?他們究竟對改革開放作出了哪些歷史性貢獻?他們的文學創作將對新時代文學發展產生怎樣的示范引領作用?

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成就,在文學上的重要標志就是一些作家猶如幼苗破土而出,最終成長為參天大樹。不論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還是獲得了茅盾文學獎的陳忠實、賈平凹、張煒等作家,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且不說他們能否獲得世界性的認同,就是能否從容地寫作都是一個未知數。而蔣子龍和路遙的一個突出共同點就是他們以文學創作的方式有力參與並推動了時代進程,成為人們回眸歷史時無法忽視的重要存在。

蔣子龍的“改革文學”直接觸及新時期改革最為關鍵的內容,尤其是觸及國企改革的關鍵所在,由此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他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將創作的著眼點放在人們關心的經濟改革領域,成功塑造了一位銳意進取、雷厲風行、敢於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企業家形象,首開“改革文學”先河。此后他陸續發表的《開拓者》《赤橙黃綠青藍紫》《燕趙悲歌》等一系列表現工廠、城市改革的小說,對促進思想的解放、推動改革的深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當時的背景下,蔣子龍以文學形式,很好地解答了傳統經濟學理論難以解答的現實新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改革文學”承擔了經濟學理論的使命,以其強大的情感影響力和審美感召力,為改革走向深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與蔣子龍關注城市改革有所不同,路遙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農村改革上。他以自己對農村的深刻洞察與真切體驗,相繼推出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重要作品。改革開放的本質在於最大限度地解放人、促成人的全面發展。路遙在《人生》中則把被傳統戶籍制度鉗制在土地上的新一代農民滿懷創造激情、渴望實現嶄新生活的夢想,用文學的形式展現出來。當然,在實現人生夢想的過程中,這些已經從土地上覺醒的一代新人並非一帆風順。但是,當改革開放的時代春風吹來時,再凜厲的倒春寒也無法阻擋已經覺醒的人的蓬勃發展。這在《平凡的世界》中得到了進一步展示。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的高加林還希冀通過謀求一份體面的城裡工作獲得自我發展的話,那麼,在改革開放走向深入的時候,孫少平則已經掙脫羈絆,開始掀起了更為深刻的社會大變革,那就是后來支撐起中國經濟半壁江山的民營企業。顯然,路遙在乍暖還寒時便敏銳地捕捉到了即將到來的時代巨變,再用文學的形式真切地表現了出來。

蔣子龍與路遙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時代的母題。“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任何特定的時代必然有其特定的文學,任何特定的文學必然有其特定的時代主題。40年來新時期文學發展進程中,改革開放最能體現這個時代的主題。蔣子龍和路遙在文學世界中不僅揭示了這場偉大變革別無選擇的歷史必然性,而且展現了這種從人的觀念到社會體制內外變革的艱難曲折、痛苦磨礪的復雜性。喬廠長的大膽變革,讓我們看到了新時期走在時代前列的變革者的奮進與悲壯。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這種變革精神早就深潛在中國人的血液裡,隻不過其外在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路遙作品中的高加林和孫少平等普通人物,同樣以其獨特的方式匯入歷史的洪流之中,最終匯聚成這個時代的磅礡大潮。

蔣子龍與路遙的文學創作熱情謳歌了時代精神。在新時期的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永不言敗的進取與愈挫愈勇的韌勁相結合、腳踏實地的勞作與美好生活的向往相結合、突破藩籬的探索與堅定不移的信念相結合,這些都是40年來能夠攻堅克難、不斷創造奇跡的根本所在。蔣子龍筆下的喬廠長面對行將破產的企業,憑借堅定的信念和勇於進取、大膽探索的精神,毅然決然地擔當起歷史重任,走上了引領企業重生的嶄新征程。如果循著喬廠長的路子順流而下,就會發現許多浴火重生的國有企業恰是從這裡開始了艱難的蛻變。這些國有企業或通過股份制改制,或通過重組整合,最終實現了自我的否定與超越,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發展之路。至於路遙筆下的高加林和孫少平等農村青年,則乘著改革的東風,最終走出了祖祖輩輩沿襲固守著的土地,匯入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成為這個偉大時代的參與者、建設者、推動者和共享者。辛勤勞動讓大多數人獲得自我解放的同時,也最終實現了自我的人生價值。

蔣子龍和路遙在眾多優秀作家中脫穎而出,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絕非偶然。他們獲此殊榮對新時代文學發展將會產生積極的示范引領作用。

作家應該深入體驗生活,敏銳感應時代,成為真實反映時代巨變的“書記官”。40年的社會變革不僅是中國歷史上變化最大的歷史階段之一,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的。中國用4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需要二三百年時間才能走完的歷程。然而,這段可謂前所未有、波瀾壯闊的歷史巨變,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卻沒有得到相應程度的藝術表現。相比較而言,蔣子龍與路遙則是突出反映這一歷史巨變的優秀作家。從他們的作品中,能夠觸摸到這段歷史到底是怎樣走過來的,又經歷了怎樣鮮為世人所知的艱辛與困頓。

回眸40年來的新時期文學可以發現,有不少作家不但沒有深入火熱的社會大變革實踐中,反而在改革中迷失了自己作為人民作家的主體性,甚至放逐了文學使命,放逐了文學賴以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作家放逐文學之日,也就是讀者放逐作家之時。許多作家不但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反而一味地埋怨時代,埋怨市場經濟,甚至埋怨讀者,這正是文學脫離現實的表現。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對蔣子龍和路遙的創作給予關注,是在昭示未來的文學發展方向——作家應該循著現實主義道路走下去,才有可能創作出無愧於時代的經典之作。

作家應該增強改革意識,拓展開放視野,講好當代民族復興的“中國故事”。對作家而言,文學遇到了一個好時代。這個時代呼喚作家具有社會擔當,具有人文情懷,腳踏在960多萬平方公裡的熱土上,寫出能夠真切地反映這個時代的巔峰之作。作家應該清醒地意識到,當下我們所處的是一個改革的偉大時代,也是文學繁榮的偉大時代。關鍵在於,作家應肩負起時代賦予的新使命,走出自我的狹窄天地,揚棄自我玩味已久而又無法割舍的文學書寫模式,與時代同呼吸,與人民共命運,由此找到作家與時代融為一體的文學創作新道路。

客觀地說,新時期許多作家的確存在著一些先天不足。比如說,不少50后、60后作家,接受的文學教育有限,沒有系統地閱讀過全人類優秀的文明成果,特別是優秀文學經典。他們從事文學創作時偏於一隅,難以實現“氣象宏大”。這就使得一些作家並不是通過文學引領時代的大潮往前奔涌,而是跟在時代后邊疲於奔命,這種先天不足導致了文學的發展嚴重滯后於時代的進步。

作家應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時代努力創作出無愧於時代的史詩性作品。當下,部分作家的文學書寫歷史參照系過於單一,歷史時長偏短,地理空間過於狹窄,沒有把真正能夠代表40年改革開放歷史的圖景訴諸筆端,沒有讓胸懷世界的風雷照亮文學的星空,特別是未把文學置於歷史與世界的維度加以表現。這表明一些作家沒有那種能夠與時代相吻合的大胸襟,未能透視歷史風雲際會,依然是躲在自我的狹小天地裡沉吟。改革開放40年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是活生生的,是可以輕易觸摸到的。像深圳從40年前的小漁村到當今的國際化大都市,像浦東從40年前的荒蕪之地到當今的世界性金融中心,一些有名的企業從無到有繼而在世界舞台上綻放光彩,這在富有想象力的作家那裡都難以虛構出來,但在當今世界已經變成了現實。當然,蔣子龍和路遙也沒有建構起“中國的深圳”或“上海的浦東”等文學地標,但他們所走的文學道路是通向這樣更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地標。如果用這樣的標准歷史地看,蔣子龍和路遙在其所屬的時代,用文學的方式書寫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喬廠長那種既腳踏實地又滿懷激情的激越人生,恰是40年最恆久的人生基調。雖然時代改變了,但不變的是那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亮劍”精神。試想,中國成功的企業家哪個不具有這種精神?孫少平那種既忍辱負重又勠力前行的鏗鏘人生,同樣是40年來最恆久的人生基調。社會發展了,但沒有改變的依然是這種久久為功的勤奮精神。試想,中國從鄉村走出來的新城市人哪個不兼具這種精神?這種精神恰是植根於民族文化深層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人文精神的現代性轉換。

當選改革先鋒的蔣子龍和路遙,是新時代語境下作家們學習的楷模。蔣子龍和路遙用文學的方式,腳踏實地地創造出屬於他們那個時代的經典之作。新時代的作家們應該像他們那樣,與時代發展同步,與社會需要合拍,仍然保持一往無前的變革和開放精神,在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努力創造出無愧於時代的新的偉大作品。

(作者:李宗剛,系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共和國教育與中國當代文學”的階段性成果)

(責編:孫爽、閆妍)